2007年08月23日09:38

东京都千代田区九段北，有一处著名的景点，每到初春樱花盛开时总是游人如织。１９８９年刚到日本留学的李缨也曾到这儿赏樱花，几年后他才知道，原来这就是靖国神社。１９９３年，他与朋友成立了自己的电影制作公司“龙影”，租好房子，搬过去才发现就在靖国神社旁边，走路只需要两三分钟。他无从得知１４年后他会完成纪录片《靖国神社》，这还是世界上头一部以靖国神社为“主角”的纪录电影。

影片里最初出现的神社，和李缨那时候的印象一样，无人，静谧，景致优美。很快就有了熙攘的祭拜人群，当中最醒目的是穿各种军服、装备齐整的一支支“队伍”。领队呼喝口令，其余人一丝不苟地踏步行进，在神社前行礼鞠躬。每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所谓的“终战日”，这样的队伍最集中地出现在神社。纪录片中表现他们的镜头，常常是仰角拍摄，较低的机位让人觉得像是偷偷拍的。

“不是这个问题，”李缨解释道，“我是蹲在他们面前拍的。我要站起来就会挡住他们的视线，他们面向神社参拜直接就会对着我来磕头。这在日本摄影师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要他们来拍肯定是躲到侧面，我就不管这些了。”

冲突频频的舞台

李缨镜头下的靖国神社，是一个冲突频频的“舞台”。

神社前往来的人流里出现了一个美国人，举着星条旗，呼喊口号：“支持日本首相参拜！”一时间他成了明星，身边围成人堆，三两个懂得英语的过来跟他攀谈，他也忙不迭掏出传单散发。正热闹，身后却杀出一位举太阳旗的壮汉，二话不说要赶他走：“你算来这儿干嘛的？谁让你举美国旗的？这是你们举旗子的地方么？赶快给我滚蛋！”美国人听不懂，有人想跟两边都做个解释，但场面已经乱成一团，说不清楚。最后是警察把这个又惊恐又莫名其妙的美国人请出了神社。

日本国歌声中众人向神社行礼参拜，前排一角突然喊出：“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声音来自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一阵骚动，学生很快给推出人群，有人冲上来把他掀翻在地，用相当专业的柔道绞技动作勒住脖子，死死摁在地上。终于有人竭力拉开了他们，学生和他的同伴一言不发，在阵阵叫骂声里退却。一老者紧逼着他们走了很远，并不动手，只一遍遍呵斥：“混蛋！中国人滚回自己家去！”但这两个学生都是不折不扣的日本人。

从１９９７年开始持续拍摄影片素材，这样的冲突李缨自己当然也没少经历。他记忆里的第一次是１９９９年夏天，拍摄一群着军服参拜的年轻人。他端着机器边拍摄，边询问他们做什么职业，为什么这样来参拜，这样的历史看法是怎么来的。他们告诉李缨，自己是贸易公司的职员，平常都是听祖父、父亲讲他们战争的经历，也看各种相关的电影。

“问题就是，他们认为日本不存在战犯，没有战犯这个概念，战犯是战胜国强加给他们的，他们本身不认为是犯罪。”李缨说，“当时还给我一个刺激就是，我们觉得那是场侵略战争，他们觉得不是，仅仅是一个事变。因为战争是要宣战的，确实日本那时对中国没有宣战，因为‘你们国家一团混乱，我们找哪个政府来宣战？’”

李缨忍不住要阐述自己的观点，有时候人围得越来越多，一些日本的教师、知识分子也加入讨论。这还算是和平的方式。有很多次，他拍摄的素材硬是让人抹掉，甚至直接把磁带拿走。“这个没办法，硬碰没有意义。” 李缨说。

无法归家的灵魂

佛教住持菅原龙宪向靖国神社要求撤出被供奉在神社的他父亲的灵位。他的父亲是一名僧侣，却在１９４３年被征募入伍，派往南洋，１年后战死。从僧人到军人，已经是令菅原难以理解的转变；神道与佛教是并不相同的宗教信仰，神社却不顾死者身份和家属的愿望，执意把父亲列为“英灵”，这更让他不能接受。但十数年来不断的交涉毫无结果。

菅原拿出了１９６０年代颁发给父亲的奖状和勋章。奖状落款处盖着内阁总理大臣（即首相）的玺印，菅原却被明确告知这是天皇颁赐。李缨问他，这是否说明天皇就是政府的代表，菅原答道：是的。这奖状和勋章，是国家逃避承担战争责任的方式。战后日本许多战死者的家属本打算向政府问责，但天皇颁发了勋章，这让他们不知该向谁追究才好。

１９７８年，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１４名甲级战犯被合祭为“英灵”。写入名册的所有名字，都必须经过天皇本人过目与认可。“在这一点上，靖国神社跟战前相比没有任何改变。”菅原龙宪说。

靖国神社，１８６９年明治天皇诏令建造，占地十万余平方米。初名“东京招魂社”，供奉戊辰战争（１８６８－１８６９）中为平定江户幕府势力，将政权交归天皇而战死者的魂灵。１８７９年改名“靖国神社”，并成为国家纪念战死者的首要神祠。“靖国”二字由明治天皇自《左传》选出，意为安定国家。

到２００４年１２月３１日，神社在册“英灵”共２４６６５３２人，约８０％死于二战，其中包括日本殖民时期的台湾原住民２７８６３名，朝鲜人２１１８１名。虽然日本与他国的战争终结于太平洋战争，但“招魂”程序至今仍然进行，只要新发现以往战死者的身份详情，就会增补到名册。

台湾原住民出身的高金素梅已是第八次来到靖国神社。与她同来的台湾人、朝鲜人、冲绳岛人都和菅原龙宪一样，是要把他们祖辈的灵撤出神社，带回他们的生地。

靖国神社里并非供奉牌位，只供奉一把军刀与一册“灵玺簿”。２４０多万战死者的“英灵”附着于一把军刀，这把被称为“神体”的军刀就连靖国神社的大祭司平常也见不到，其安放之处是神社最神秘的地方。每一年的清洁和一些神秘仪式，军刀都用白布遮挡严实，外人无法得见。灵玺簿则记录所有“英灵”的姓名生平。

所有要求从灵玺簿里撤下亲属或先辈名字的，没有一个得到积极答复。神社有这样的观念：通过招魂仪式，所有战死者的灵已附于这军刀，恰如一滴水落入一盆水，再不可能分离出来。从灵玺簿除名的先例并非没有，那就是著名的日本陆军少尉小野田，“二战中最后一个放下武器的士兵”。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小野田随队派往菲律宾一个小岛，次年美军登陆后，他与另三名士兵躲进丛林“坚持战斗”。日本投降二战结束，他们全不知情，寻找他们的人广撒传单，他们也拒不相信。随后数年几个士兵或死或降，只剩小野田一人，到１９７４年，他才在专门赶来的前任长官面前就地投降，回到日本。此前他被认为战死，名字早已列入灵玺簿，魂也被“招”上了那把军刀。

这种宗教上的说法并不能自圆其说。李缨访问过一些专家，他们举出了这样的例证：战争结束时，朝鲜、台湾等日本殖民地已经建造了许多供奉战死者的神社。战后又把他们的“英灵”集中到东京的靖国神社。

按照神道的解释，他们举行了“升魂”仪式，先在当地把魂升到天空，然后在东京“招魂”，灵魂就离开了原来的地方。“所以只不过是靖国神社不愿意搭理你。”李缨说。

另一方面，“英灵”不可分离的说法，也使日本的政客自身陷入矛盾。因为参拜神社，就是拜祭所有死者，包括东条英机等１４名甲级战犯。“他们必须承认东京审判的判决，但同时又在继续参拜这些战犯。你不能说拜祭的是战争死难者而不包括战犯，这不符合你自己的逻辑。”

８１００把“靖国刀”

拍摄时间长了，李缨成了神社一带的熟面孔，受到的限制也越来越多，不得不换人拍摄，他请了一位日本摄影师。摄影师六十多岁，他的舅舅就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英灵”之一。“日本人要做这个，每个人首先都会面对自身的问题，怎么看待那场战争。因为他们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这对他们来说太复杂了。我一直给摄制组成员很大的自由，我并不强求一定要统一看法。”

菅原龙宪对李缨谈道，靖国神社问题的根源在于，神道与神社在日本社会的影响，是渗入到各个社区的。日本全境共有神社８万到１０万个，神社日常维持的经费，在战时由国家供给，战后则由町内会（类似街道办或居委会）向居民摊派征收费用，“要不交钱，你马上会被视为局外人，受到排挤和歧视。” 菅原自己的感受就很深，他是佛教徒，不愿意交神社的费用。

“遍布在全国各地的神社已经形成日本人的一种神经网络，你一旦触及它，你想对它提出疑义，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这种看不见的力量对日本人的影响太大了。一旦涉足这个话题，我觉得他们精神上的压力恐怕比我要大得多。某种程度上我可以豁出去就完了，而对他们来说远不是这么简单。他们要考虑社会形象，周围的人是怎么看他们的，这对日本人特别重要。” 李缨说。

９２岁的刀匠刈谷直治在影片里制作了他最后一把“靖国刀”，他也是日本最后一位制作“靖国刀”的匠人。战争时期，他所在的位于靖国神社内的日本刀作坊制作了８１００把“靖国刀”，主要送往中国大陆战场，供前线日军将校使用。

影片也记录了日本曾相当轰动的一场诉讼。日本陆军少尉军官野田毅、向井敏明是南京大屠杀中“百人斩竞赛”的主角，当年日本媒体的报道使他们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但２００３年，他们的亲属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起诉《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及另几家媒体的报道违背事实、侵害当事人与家属的名誉。他们声称所谓“百人斩竞赛”并不属实，而是当时为了正面宣传战争、树立典型而做的虚假报道。

日本民众中支持这种说法的重要论据是，“靖国刀”的用途不过是礼仪性的，根本不可能连砍１００人。刈谷告诉李缨，“靖国刀”要经过多次试刀才算得上制作成功，神情里不乏匠人对自己作品的骄傲。影片随即展示了日军军官试刀的图片资料：军刀可以齐刷刷拦腰斩断水桶粗细的稻草垛——草垛中心是模拟人骨的竹竿。

李缨拿出刊有“百人斩竞赛”照片和报道的旧报纸：“这个您知道吗？”

“知道，当时我就听说过。”刈谷答道。

“您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呢？”

刈谷久久无语，始终没有回答。

“刀是武士道、战争或者残酷的象征，但他们不认为这些是残酷的东西，他们觉得是仪式性的。”李缨说，“我的电影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追问刀与菊花，这种残酷与美是怎么样在靖国神社里结合起来的。他们的尊严、骄傲或是象征跟天皇是什么样的关系。”菊花文饰是天皇专用，靖国神社门口有印着巨大菊花图案的布幕，天皇的军舰、车乘、茶杯、餐具无不印着菊花。

日本文化的一个秘密

多次采访拍摄中，李缨在镜头后不断询问刀匠刈谷直治：你们当时在这里工作，怎么感受靖国神社的神灵的？这地方对你们来说到底有着什么特殊的意义？绝大多数时间，老人只是沉默。只有一回，李缨很随意地问他，休息的时候，您都听什么音乐？刈谷蹒跚着起身，找出一盒磁带放进录音机。那是裕仁天皇的讲话，历数着明治以来近百年的光辉历史和这个国家的伟大成就。

“靖国神社是天皇的神社，神社里现在还进行招魂仪式，这是日本文化的一个秘密。”拍摄纪录片的过程也是李缨不断学习、研究日本历史与文化的过程，他的关注点从南京到神社，再到天皇。天皇在历史上曾经并不直接拥有世俗政治权力，而是掌管招魂仪式和国家礼仪的最重要存在与最高权威。日本皇室至今沿袭许多传统做法，比如在皇宫里养着鸬鹚，很多人已经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李缨认为从中国纪录片《最后的山神》里或许就能找到参考。在大兴安岭的森林里，鄂伦春族很多萨满都养着鸬鹚；神道同萨满教一样，也是万物有灵论的自然宗教；日本神社的建筑样式，同萨满在森林里祭祀的传统不无关联；招魂也是萨满教的传统仪式。“在靖国神社里用招魂这种方式祭祀亡灵，不仅仅是军人的问题，这是早已渗入了日本深处的一种文化传统。”但天皇更是日本不可轻易触碰的禁忌话题。

影片末尾使用了大量历史影像素材：侵略战争中的斩首、天皇参拜神社、倾泻弹药的战机和原爆之后的广岛废墟……这些素材来自档案馆、电影资料馆、ＮＨＫ、每日新闻社等机构，以及一些日本专家的私人资料。

得到这些影片素材非常艰难，很多日本机构对一个中国人拍这么一部影片的立场非常怀疑，很多人也不愿意把这些资料和靖国神社扯上关系。“他不是简单提供，而是很详细地问你要怎样使用……”李缨随即陷入长久的沉默，似乎这是１０年影片制作过程里最不愿回忆的部分。

２００６年，陷入资金困境的《靖国神社》从韩国釜山电影节、美国柯达基金得到资助，凤凰卫视协助制作，另有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及北京中坤影视制作公司参与合作制片。但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影片最后得到了日本文化厅艺术文化基金的赞助，这为影片的资料搜集打开了很多渠道。

文化厅这笔基金赞助的审批，日本政府并不介入，而是交由一批专家评审。“都是电影方面的专家、导演、影评人等，他们当然会从影片的历史价值出发，因为从来没有人拍过（靖国神社），不管怎么说他们都希望看到这部影片，所以给我这个资金。最后出来的结果也让他们非常激动。如果从政府方面来看，那就很难说了。”

影片的日方发行公司已认定，《靖国神社》将是日本２００７年度“最为刺激”的一部。

中国功夫和剑道的对决

南方周末：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时候，或之前，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日本至今都没有人碰过这个题材？

李缨：没有。当时我也不了解，后来在拍摄的过程中要找资料，想要参考一些影片，一查找，他们就说没有过任何这方面的影片。我后来也拍摄不下去，很困难，就找日本导演协会理事长崔洋一，他是在日朝鲜人的第二代，在日本土生土长的。我说有没有可能找日本方面跟我合作来把这个事情做完，他一听就说不可能，所有人都在回避这个问题。

我当时也在想是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是我后来一直做下去才慢慢感受到的，我做到后来真是骑虎难下，这个事情难度太大，要面临的问题太多。我觉得很多日本人比我更有预见性，更知道难度在哪里，我完全是初生牛犊，不知道这些，一直往前走。

南方周末：你的拍摄组是怎么构成的？多少人？

李缨：我的助理是日本人，还有摄影师和制片人。我尽量压缩到最小的规模，起初很多年的拍摄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就用一个小机器在拍。后来也觉得多面性的视点对我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还是把他们吸收进来。但我尽量还是把人员控制到最低，往往是三四个人，但后期的人就多一些。

南方周末：早期你陆续在拍一些素材的时候，是随机的还是有选择的，比如说选择每年神社朝拜相对集中的那个时候？

李缨：我经常去靖国神社，有时候提上机器，有些东西也就简单地拍摄下来。我们离它太近了，有时候去休息买个咖啡啊，坐在树阴下喝茶、休息啊，包括赏樱花，都在它边上，已经太日常化了。大部分时候就是我的一个生活场景。

南方周末：拍摄之前做功课的时候，从何做起?

李缨：首先要处理自己的情感、情绪的问题。生活在日本，时间越长越会发现彼此的隔阂是很多的，特别是历史问题和战争问题。包括我们公司里很多日本员工，还有工作伙伴、电视台的人，大家谈起来都很不一样。这些其实就是很重要的准备过程。你必须去想为什么不一致，他们的想法是什么。相应地，在即兴拍摄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问题，不了解的，我会再进一步了解历史背景，这是有针对性的。

关于战争历史问题上日本跟我们的差异，我读了非常多的书。首先的切入点就是南京问题。日本出了大量这方面的书，有学者、士兵回忆录，我都去了解，因为最初我感兴趣的是南京。我发现日本社会、日本人的思维很有意思，每个人都是抓住一个局部来谈全局的问题，永远谈不清楚。他们都是很认真、严谨地来论证一些细节。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细节？

李缨：比如最大的问题是数字，就是屠杀了多少人。是不是有３０万啊，还是２０万，还是只有５万啊？他们都分成很多派别，有大屠杀派、非大屠杀派，还有一些迫不得已派的，说因为那时候我们粮草不足啊，没法养活俘虏。当时我就觉得挺奇怪的，你认为３０万人或是２０万人，性质会有改变吗？数字能够说明性质吗？

比如关于侵华战争，起码有５种说法。一种叫１５年战争，从１９３１年“９·１８事变”直到１９４５年；一种是太平洋战争，很多日本人的概念里那场战争就是跟美国宣战；还有“亚洲太平洋战争”……到了天皇那里，从来不明确说，都是说“那场战争”——“那场战争”和“之前的战争”；还有就是二战。你就知道他们对战争责任、战后那段历史的态度含糊到什么地步。

所有争论的问题，我研究下来，就是一个关于天皇尊严的问题。因为那时候是天皇的军队，当时的陆、海军大元帅很明确就是天皇，你说他是残暴的军队，那么他们觉得这是对他们整体国家形象的否定，他们不能接受。因为战后也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

在靖国神社战争博物馆——游就馆的展示就很清楚，所有展厅一进去首先就是天皇的军刀。刀是军队整个精神的美学、灵魂所在，也是天皇的尊严。没有追究天皇，他们觉得那军人们也应该是一样的。我采访过东条英机的孙女，她说不管是东条英机，还是大臣，还是下等兵，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在为国捐躯，不存在好坏。

南方周末：采访东条英机孙女的内容没有用进影片？

李缨：没有。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做成一个学术性的论证，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我觉得这件事不是简单几句能说清楚的，还是把现象的复杂性和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表现出来，透过这些情绪，透过天皇在其中存在的方式，让大家来思考。

南方周末：我认为你的表现很节制，尽量不留主观色彩。

李缨：其实影片有我很强的主观态度，我是尽量比较克制。纪录片不可能客观的。有些日本影评人说，其实这是中国功夫和剑道的一个对决。我并不是马上要把你弄倒，是一直让对方出招，他的破绽就露出来了，反过来你表达意图的时候，他已经无力反抗了。表达一个看法的时候，要知己知彼，仅仅表达自己的诉求是不行的，你要了解对方，了解对方是怎么想的。

我把它里面的那种空气表达出来了

南方周末：你了解到他们为自己辩解的哪些想法或者依据？

李缨：实际上日本人认为，自己已经为战争道歉过很多次了，你们总觉得我们没有道歉，你们什么时候才算完？我就去了解什么叫做道歉过很多次。所有人谈下来，日本对中国的道歉，最多讲到侵略性的行为对你们造成了一些伤害。这对他们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们的表述是侵略性的行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政府的表达说：那场侵略战争。

整体上他们对那场战争的性质还有所保留，这也有一定的复杂性。它当时在客观上的确促进了印尼、缅甸等殖民地国家的解放，把英法殖民者赶走了。所以东京审判中一个印度的法官还认为他们无罪，他们就拿着这些观点来支撑他们的论点。但那并不是他们的战略目的，他们是为了围绕中国战场，部署战略资源，更快地解决中国战场的问题，才把殖民者赶走的。

还有怎么评价明治天皇以来日本的对外扩张问题。如果说日本是一个近代化最成功的国家，那么打下重要基础的就是明治维新，把满清、俄国打败，确立它世界性的强国地位。这段历史在日本谈起来都是气宇轩昂，很光辉的一段历程。但是再往下的那段历史——随之而来他们怎么要求殖民地、要求赔款，这点他们不教。把台湾割去、武力进驻，资源的掠夺，把辽东半岛拿去，把铁路拿去，这个时候他们不是在维护中国和亚洲的利益，而是变成了为自身利益的掠夺。这是日本人一直非常暧昧的，也是靖国神社问题复杂性很根本的一点。近代天皇如何开创日本的一条辉煌之路，这是他们正统的一种历史观。

南方周末：你觉得中国和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体现出来的文化差异在哪里？

李缨：中国近代是打破鬼神传统，而日本还保留了一种祭祀敬畏。很多日本的学者认为他们的传统是连贯的，而中国是不断中断，一直改朝换代，过程里很多东西已经都没有了。他们强调天皇的存在，认为他们是神国，神国不灭，天皇是一种最高的象征。这也是日本文化优越感的一种潜在血液。问题也就复杂在这里，简单否定靖国神社祭祀的传统，他们觉得这是天皇的尊严和仪式，日本最重要的仪式感没有了，他们就会不接受。而他们不会把战争的问题和责任清醒地抽离出来考虑。

南方周末：影片里有什么东西是你没有能够表达出来的？

李缨：我已经用我的方式，表达了我所认为的靖国神社的灵魂是什么。我想，看的人会从各个方面来得出自己的感觉。我一直关心人的生命、死亡、灵魂的问题，个人的存在跟国家的关系也是这个电影里很重要的一个话题。

我觉得已经把靖国神社这个日本民族很巨大、很特殊的精神和灵魂装置的构造揭示出来了，而且这个构造我已经开了很多个窗户给大家去观察。我认为我已经把它里面的那种空气、那种呼吸表达出来了，至于很多细微的、学术性的东西，我觉得那是影片之外大家可以更进一步去了解的。

南方周末：影片要在日本发行，你们在做哪些工作？

李缨：日本的发行方，在给很多影院一家家地看，因为他们会铺得很大。有一些影院觉得完全不能接受，有一些是觉得特别棒，特别需要这种放映。基本上日本最重要的几个地方，比如涩谷、银座、新宿的影院都已经表示要放映了。另外给一些文化人、有关的影评人看，因为我们要把舆论准备做足，要发行这样一个电影，有很多策略上的问题。具体怎么来做宣传，做到什么地步，怎么控制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很可能做得越大，危险性就越大。这会是一个非常多争议的电影。

中日之间：心结都打开了么？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黄文炜 发自日本东京

靖国神社问题看起来似乎不再是中日关系中的关键问题了，此后也有民调显示，中日民众间的相互印象有所好转。但中日关系真的进入了平稳成熟期了么？中日之间的心结都打开了么？

“8·15”靖国神社有些冷清

8月15日，日本的靖国神社比往年冷清几分，仅一名大臣参拜。

小泉在位时，每年中国都紧盯8·15的靖国神社，今年的语调也都放松了，再也没有了“强烈抗议”和“愤慨”的气氛。

此后也有民调显示，中日民众间的相互印象有所好转。但中日关系真的完全进入了平稳成熟期了么?中日之间的心结都打开了么?

靖国神社虽然冷清，不过网络上也有热闹处。日本相当多的保守右倾人士在这里表达对安倍放弃参拜的不满，有人称：安倍屈服于中韩的压力而不去参拜，这是日本外交的软弱之处。此外，《产经新闻》等右倾媒体也愤愤不平，主张内阁成员“堂堂正正”地去参拜。总之，相比于中国这次对8·15的靖国神社的放松和坦然，日本方面从官方到民间都有人显得急躁和失态。

今年，日本一般民众去参拜靖国神社的也明显减少。8月15日正好处于盂兰盆节假期，很多人外出休假。有日本朋友笑称：今年中国不提靖国神社问题，日本人也不想去凑热闹了，以前不少人是出于好奇。

前不久右倾学者们出版了《日本人须知的靖国问题》一书，并为此召开了讨论会，他们认为，对靖国，除历史角度外，还可从法律、文明、国防、外交、国家等角度开展研究。有人还说，中国干涉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就是对日本人固有的宗教感情、道德感情的文化干涉。

中国在日学者、日本圣托马斯大学教授王智新告诉笔者：靖国神社问题并没从中日关系中消失。“只是双方在策略上发生了变化，采取了克制态度。对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亦不能抱很高的期望。中国方面要掌握老百姓的对日情绪，老百姓的负面感情一直没打消，中国政府要和日本政府一起消除负面影响。”

两国民间好感未同步增长

8月17日晚，同一条消息为日本媒体的网站普遍报道：“中国人的对日观显著好转。”说的是当天由北京大学和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三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这次调查于今年5月在两国同步进行。5个城市的近2000名中国市民，以及5所重点高校的1000多名中国学生参与了中方调查。日本方面共有1000名市民和300名知识阶层人士参与了日方问卷调查。

调查中，中国人对日印象回答“很好”、“较好”的占24.4%，去年这一比例是14.5%。对中日关系现状，觉得“很好”、“比较好”的从去年10.4%上升到24.9%。针对调查问题“提到日本想到的是什么”，大学生回答“樱花”的最多，其次是“南京大屠杀”(去年是第一位)，第三位是靖国神社。普通市民回答的第一位是“日本电器”、第二位是“南京大屠杀”，第三是“樱花”。

日本人中，过去一年中对中国印象“稍微好转”的17.1%，比去年多了10%。另一方面，回答“稍微不好”和“非常不好”的达27.1%。日本方面对中国抱有负面印象的多达66.3%，虽然回答过去一年对中国印象“有所好转”的日本人增加了，但整体上，日本人对中国的冷淡依旧突出。关于中日关系，日本人中认为“没什么变化”的占53.9%，认为变得“很好”和“稍微变好”的只占18.8%。

调查结果说明，中日民间的好感度并不是同步增长。中国民众的对日态度是随着中日关系的好转而好转的，大部分日本媒体分析，可能因为中日关系得到改善，中国人对日印象好转了。《产经新闻》认为，中国对日印象好转，这是中国政府影响舆论的结果。而日本民众似乎不特别买政府的账，安倍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一些日本民众反而迟疑、观望。今春温家宝总理访日，日本也有网络民意担心，日本从此要被中国牵着鼻子走了。

不过，还是有日本媒体为中国人对日印象改观而高兴，说：中国人对日本的印象最深的东西不再是历史(靖国神社等)而是文化(樱花)和经济(电器)了。也有日本朋友告诉笔者：中国人喜欢樱花是值得高兴的事，说不定这就是安倍营造“美丽国家”的最大功绩，终于让中国人看出日本美丽之处了。

不可忽视日本主流民意

中日双方的调查数据均显示，民众对对方国家直接和深入的了解相对缺乏。日本民意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对中国抱有警惕乃至敌意。也许中国应该自问：对日外交还缺少什么?中国该如何争取日本民意?中国普通民众怎样进一步认识日本?

媒体在中日关系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舆论调查显示，91.3%的日本市民和84.7%的知识阶层是通过媒体了解中国。今天一些日本人对“反日游行”、“中国球迷闹事”等都是记忆犹新。长期以来，日本媒体突出宣传中日关系中的负面因素，这些对民众有明显的误导。

反观中国媒体，特别喜欢“关照”两种日本人，或者是对中国极其友好的；或者是对中国极其不友好的，如常对中国出言不逊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单单关注这“两极”，往往就忽视了中间的大多数。笔者还发现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媒体报道日本的地震非常及时。其实，与其报道频繁的地震消息，不如多关注有助于中国人了解日本的社会新闻，展示日本的真实一面和普通日本人的心态。可以说，中国长期以来忽视了日本主流民意，而对那些旁枝末流的右翼的主张过于在意。

对两国民间交流的意义和需求度，两国受访者均表示出积极态度。有63.3%的日本市民和98%的日本知识阶层表示，教育、艺术、旅游等两国民间层次的交流对于改善两国关系“重要”或“比较重要”。

近年，日本注重对外推广自己的形象，也试图让中国的青少年一代了解日本文化。去年2月设立的“日中21世纪基金”，用于邀请中国高中生到日本进行中长期留学。今年2月，40名中国学生到日本进行交流。安倍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还与中国高中生们谈心。这些行为体现了日本重视中国、急于把握未来中日关系走向的意图。

“反日”与“反中”的差异

无法否认，中日民间还存在认识上的隔阂。长期生活在日本，笔者有这么种感觉，日本人就算对中国印象不好，也是不显山露水，是深藏在心的。笔者平常接触到的日本人，大都说喜欢中国文化，喜欢去中国旅游。他们不是简单地喜欢中国，也不是简单地讨厌中国，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另一方面，就算一些人赞同甚至散布“中国威胁论”，他们也不放弃去了解中国。著名右翼石原慎太郎还在公开场合称自己有中国朋友，他连中国网民曾经争论的关于“新浪”和“支那”的传闻都知道。右翼学者樱井良子前不久在美国报纸上刊登广告为慰安妇问题辩护，对中国很敌视，这不妨碍她今年4月还到北京与中国学者交流。

日本人的“反中”，冷静得让人惊心。而在中国方面，有人对日本印象不好，常喊得全世界都听得到。一些情绪化言论不时可见，至今还是停留在把日本当“出气筒”的水准。

近读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日本人中国游记丛书，1908年来中国旅行的日本学者小林爱雄在他的《中国印象记》中记录了这样一段日本人的对话：“……从各国商人在各大都会的活动状况看，都应该有更多的日本人研究中国，来中国开发事业。”“你回到日本后，一定要告诉我们的同胞，赶快研究中国，赶快来中国，赶快在中国开发事业，而且一定要热爱中国。”“热爱中国……中国的确应该被热爱。”这对话体现了百年前的日本人对中国的野心，这里的“热爱”是别有用心的，但“热爱”比起“恨”实惠、高明多了。

与其空虚地骂日本，不如多花点时间了解日本吧。

传统·家国·忠烈祠—— 中国的抗战烈士祠

南方周末记者 万静，实习生 贺靓

国家文物局建筑专家组组长罗哲文认为，忠烈祠传统在中国古已有之。在他看来，只要是以表扬先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为目的而建立的祠堂，都可以归入“忠烈祠”范畴。

按照这种划分方式，中国的忠烈祠传统最早可以溯源到三千多年前，纪念轩辕、大禹的祠堂便属于忠烈祠。到了唐朝，唐太宗为纪念开国过程中死难的将士，建了不少昭忠祠。昭忠祠的性质就是忠烈祠，只是名目不同。北京现存最早的寺庙法源寺，前身就是昭忠祠。

迟至清朝，“忠烈祠”这一概念才正式出现。清末马尾海战、甲午海战后，清政府便在福建为海战中战死的官兵修建昭忠祠或忠烈祠。

罗哲文认为，按照古代礼制，这些祠堂可能也都有着各自固定的祭祀方式和礼仪，但资料缺乏，难以复原。

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教授楼庆西认为，从建筑形制而言，祠堂属于礼制建筑，在近代之前，“忠烈祠”之名很少使用。礼制建筑大概分三类。

第一类是封建朝廷祭天地日月、祭社稷的坛庙，比如天地日月坛、社稷坛。

第二类是纪念在历史上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名人，就是祠堂。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庙、关帝庙。除了孔庙有国家典礼以外，这一类祠堂一般没有固定仪式。

第三类供祭祖用。皇室有太庙；到了地方上，就是家庙、祠堂。这一类祠堂祭祀的对象是集体性的。比如清代的太庙，就把开国后每个皇帝的牌位都放在里面。祠堂的祭祀对象是家族的各辈先人，如果家族太大，还要分若干个分祠堂，每年有定期的仪式。

大陆：香火中断56年

落成于1943年7月7日的南岳衡山抗战忠烈祠，是国内现存忠烈祠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它位于衡山风景区内，据衡阳市南岳区文物处副处长周跃华说，2004年实行免费之前，每年参观人数约有三四十万，现在每年参观人数大概有50万到100万。

1938年10月底，随着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南岳衡山遂成为国民政府抗战的核心大本营。在1938年11月的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在报告中提到将士多“暴尸疆场”，视为耻辱。会议随即决定在南岳衡山为战死的将士修建陵园。

其实在全面对日本抗战之前，国民政府即有设祠奉祀烈士的规划。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公布“历次阵亡残废受伤革命军人特别优恤办法全案”，其中正式提出“各县设置忠烈祠办法”。1940年，由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公布“抗敌殉难忠烈官民祠祀及建立纪念坊碑办法大纲”、“忠烈祠设立及保管办法”。所奉祀对象涵盖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抗敌烈士，其中以抗日牺牲官兵为主要对象。

据1942年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当时中国内地已有六百多县市设立忠烈祠，多由过去的关帝庙、武侯祠、城隍庙等改建，附加祭祀。

衡山抗战忠烈祠项目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南省主席薛岳主持，由国民政府拨专款，仿南京中山陵建造，决定“抗战以来，各忠烈将士，即日入祀，岁时奉祀”。匾额“忠烈祠”由蒋介石题写，悬挂于主体建筑享堂正门之上。第一批入祀南岳忠烈祠的有53名将领，包括张自忠、郝梦麟、佟麟阁、赵登禹等人。

享堂正中，是一屏巨大的青石碑，上面刻有薛岳题写的“抗日阵亡将士总神位”。碑的四周和底座，为汉白玉石。碑前有大香炉，来参观、祭祀的人可以在这里献花、上香，甚至还可以跟碑位合影留念。除此之外，并没有额外的祭祀仪式。

新中国前最后一次公祭活动的时间是1949年3月29日的春祭。一直到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周年时，衡山忠烈祠才恢复大型公祭。公祭行礼如仪：由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周铁农担任主祭，击鼓九通，撞钟九响，再由20人组成的公祭队到主祭台前，依次敬献三牲、五谷、鲜果及献供酒、敬香茶，然后是参加公祭的各界代表到主祭台香炉前敬献花篮。紧接着主祭人周铁农奉上香楮，宣读祭文，焚烧祭书。全体公祭人员向抗战忠烈三鞠躬。礼毕后鸣炮。服装则基本统一为白衬衣、蓝裤子，佩戴白花。

周跃华解释，这种仪式并非凭空编造，而是根据民国时期春秋祭祀大典的程式而来。虽然经历了战乱和“文革”，衡山忠烈祠的资料多有毁佚，但留存下来的档案里恰好有讲述祭祀礼仪的，名称叫做“忠烈祠祭祀办法”，很明确地讲到第一步如何第二步如何。至于这个办法依托的又是何种礼制，周跃华则不太清楚，他猜测，那大概用的是传统礼制里的最高礼仪。

台湾：日据时期的神社改建

台湾作家蓝博洲在台湾苗栗县念中学的时候是在1970年代，当时蒋介石在台湾进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讲究礼仪，讲究教化。于是每年的3月29日（台湾的清明节）和9月3日，中学生蓝博洲都要被学校组织去苗栗县的忠烈祠，参加春秋两季的公祭，祭拜阵亡将士。

苗栗的忠烈祠在福星山公园里，主要是纪念台湾抗日志士罗福星。除了罗福星、丘逢甲的纪念碑，忠烈祠的小角落里还有另外一块碑，上面刻着在东北死难的某个军团的官兵名单。这让蓝博洲当时非常迷惑不解，因为他没有发现这块碑跟台湾有什么关系，“人都是在东北死的，可是纪念碑却立在台湾一个小地方的小山头上，而且还是一个小角落。”

若干年后，蓝博洲根据资料猜测，当时福星山的驻军可能是在东北打内战的那个军团，撤退到台湾后驻守在苗栗，碑也就立在苗栗了。

他还猜测，台湾不少忠烈祠都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台湾的忠烈祠大多是在台湾光复后，直接由之前日据时期建造的神社改建而成。无论交战方是哪边、跟台湾有没有关系，只要没有亲共嫌疑，阵亡的国民党将士牌位就会被放入忠烈祠以供世人祭祀。

祭祀的仪式并不繁复。蓝博洲参与的公祭，是地方首长在前诵读祭词并上香，学生们三鞠躬。到了蒋经国时期，教化意识逐渐淡薄，福星山的公祭活动也逐渐不再举行。“现在台湾清明节都不放假了，以前是法定假日。”蓝博洲说。

前中国时报记者徐淑卿也是台湾苗栗人，福星山就在她家旁边，也许是学校不同，她小时候从未参加过地方的公祭活动。她记忆中，那里是她经常去玩耍的“公园”。“我不觉得台湾的忠烈祠有像日本靖国神社那么大意义。”

陈君天对台北忠烈祠的看法跟徐淑卿差不多。30年前便已成名的台湾电视导演陈君天，当学生的时候，台北忠烈祠还没建好，而圆山神社已经变成了圆山饭店。他也没有参加过公祭。他觉得，除了跟烈士有关的人，对于台北市民或外地游客，台北忠烈祠更多是一个旅游景点。也许很多人是奔着欣赏忠烈祠门口的三军仪仗队的换岗仪式而去的。

以法正史的史维会：“我们就是打手”

南方周末记者 万静， 实习生 陈军吉 

“我们就是打手，就是打抱不平。”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以下简称“史维会”)常务副会长丁元这样对记者说。采访开始时，电话那头的美国加州已是半夜12点。一谈起“慰安妇”议案的话题，64岁的丁元言语里仍然透出一股兴奋劲儿，话音利落，语速很快。

住在加州的丁元是第一代华裔。虽然祖父丁惟汾是国民党同盟会时期的元老，但丁元1947年3岁时便离开南京到台湾，对抗战全无记忆。   
    他走的是理工科路子：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研究所念电脑学及策划作业硕士，毕业后到IBM、惠普等高科技公司工作，一干就是30年。“所以实际上不但是中国历史的东西，连中文都不行了。” 

直到1992年，丁元才开始接触亚洲二战史的内容。那也是出于偶然，因为丁元跟美国国会、媒体的关系不错，旧金山史维会找到他，希望他做联络人。为了讲话时不至于太心虚，丁元自己就去研究，“发现很多事情不知道，越挖越深，最后就掉里头出不来了”。   

7月30日下午，美国众议院仅用35分钟就全票通过日裔第三代、民主党议员迈克·本田发起的慰安妇议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二战时期日本强征慰安妇一事，并正式道歉及认可历史责任。   

议案表决那会儿，丁元并不在现场，他正在家里拟订史维会的新闻稿，假想提案被国会通过。知道内情的人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为这一结果奠定基础的，正是史维会诸众自1994年开始在幕后的不懈鼎力推动。   

1994年12月，史维会在加州成立伊始，就打算通过立法、诉讼促使美国对日本战争罪行进行谴责。十几年来，议案已8次递交国会，但都失败了。这次，为了通过议案，史维会募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大幅慰安妇真相广告，以“这些女性，值得一声道歉”为题，将4位年老病苦的慰安妇面容展示给美国公众;还以人权、妇女权为主要诉求，联名上书435名众议院议员;同时还在东南亚二战受害国社区中争取全力支持。   

虽然成功来之并不易，但这还不是史维会众人最想要的结果。   

“这个议案没有法律约束力，日本道不道歉没有关系。”丁元认为，这个议案已经在美国建立法律基础，确认日本在慰安妇事情上是有责任的。“下一步，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样追究罪行、他们怎么赔偿的问题了。”   

这正是史维会所要达成的目标:让日本在二战中的暴行被国际社会公认，让日本右翼否认日军暴行的谎言不攻自破。   

在此之前，史维会还试图直接在美国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替东南亚的慰安妇和中国劳工索要赔偿。案子从加州法院打到最高法院，结果因没有相应的联邦法，案子被最高法院驳回。   

那两个官司也不是完全没有成果。2000年，史维会促使美国议会通过法律，将美国所有跟二战有关的战犯档案全部解密。解密的档案达800万件。这为德国纳粹与日本在二战时期犯下的所有罪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证。那也是美国有史以来惟一一个由华人协同退伍军人及人权组织推动而通过的法律，法律确实有效，而且有经费支持。   

那次的成功让丁元颇为得意，在他看来，即使是正义之事，要想成功同样需要“妙计”。当时美国议员有三分之一是退伍军人或他们的家属。“我们拉老兵打先锋。”丁元说。史维会找来了一批菲律宾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与会。在议会对提案进行投票时，“老兵把制服穿上，戴着帽子，挂着勋章，坐在那里怒目相视。”议案最终全票通过。慰安妇提案被议会通过后，那些美国老兵还找到丁元他们，祝贺成功的同时，也希望史维会帮助他们维权。   

史维会并不只顾着督促政府立法。今年6月底，史维会还带领17位美国各地中学历史教师到中国考察，去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访问二战的幸存者以及战争遗址，项目包括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细菌战、地道战等。这些教师拍摄了将近2万张照片和一百多小时的录像带资料。丁元期待着这些教师回到美国后，除了计划合作写出一本二战历史教材之外，会自发向各地教育机构申请，将亚洲二战史编入美国高一、高二的外国史教材，教育美国高中生。   

这有先例可循——多伦多史维会就是用这种方法，将亚洲二战史写入加拿大教科书。而史维会曾通过议员直接向加州政府做过教科书的提案，结果被当时的州长施瓦辛格否决。   

“从1994年发展到现在，史维会已经是海外最大的华人组织，一年的开销得十几万美金。我们都是吃薪水饭的，所有费用都是十块八块捐来的。”丁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