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羽毛球女单选手来说，29岁该是退役的年龄，但29岁的她夺得奥运会（搜狐联想2008奥运、联想官网）羽毛球女单冠军！

　　对张宁而言，没有什么不可能。

　　“奥运会的魅力让我在33岁时依然选择了坚持，并努力拼搏着。参与固然重要，但是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的愿望我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这是张宁的奥运宣言。

　　16日的北京奥运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中张宁实现了她的梦想。前两局在和队友谢杏芳以21∶12、10∶21战成平手后，关键的决胜局中，张宁再次顶住压力，以21∶18获胜。

　　四年前，29岁的她在雅典奥运会夺得女单金牌，创下了女单夺冠年龄之最。她当场便哭了。四年后，33岁的卫冕冠军却又捧得金牌，刷新了她自己创下的选手夺冠最大年龄的纪录。

　　再次赢得冠军的她跪倒在地，掩面而泣。这已是她在北京奥运会上第三次落泪了。

　　第一次是在1/4决赛中大战法国名将皮红艳，当以21∶19艰难拿下决胜局后，张宁泪洒赛场；第二次是半决赛，在连续以两个21∶15拿下本届奥运会的“黑马”印尼选手尤莉安蒂后，她球拍一甩便扑向了教练席，喜极而泣；16日的决赛是第三次，这也肯定是她最后一次站在奥运会赛场。

　　落泪并不代表柔弱，恰恰相反，泪水的背后是太多的坚强和不懈。

　　这些年人们看惯了头戴光环的张宁，但谁又知道“大器晚成”的她究竟为此付出了怎样的辛劳和汗水。

　　1975年出生的张宁和叶钊颖是同期的羽毛球国手。少年得志，1994年19岁的她就开始代表中国出战尤伯杯。可那一战几乎“毁”了张宁，出任第三女单的她在决胜盘发挥失常败给张海丽，使印尼队从中国队手中夺走了尤杯。

　　那次失利让张宁落下了输球当晚失眠的病根，也一度摧垮了张宁的自信，此后九年的时间，这场球都如噩梦般缠绕着张宁，误导着大家对她的认知。叶钊颖崛起了，龚智超成功了，而张宁却一直沉默着。

　　“那时我曾想过放弃，若不是李导（李永波）一直鼓励我，我可能就真的离开了！”张宁说。

　　是金子总会发光。2003年世锦赛，蛰伏多年的张宁终于赢来了世锦赛女单冠军。一年后的雅典，她又登上了最高领奖台。

　　“这次奥运会完以后，我至少要打一年。”29岁的张宁并没有选择“功成身退”。

　　此后的两年内，尽管队友谢杏芳和一些小将崛起了，但张宁依旧保持着惊人的竞技状态，收获了多个冠军奖杯。

　　可自2006年以后，身体素质特别好的张宁却突然遭受伤病的困扰，因为膝伤的缘故，她开始走下坡路。2007年5月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她再也没拿过冠军。

　　“在离北京奥运会还有100天的时候，我的膝盖里还有积水，当时我真的没有想过能参加北京奥运会。”张宁动情地说。

　　“但坚持这么长时间，若要让我放弃，真的很遗憾。”张宁说，“尽管当时队里还没决定让不让我上，但我还是不停地练着，这种苦不是一般人能想象得到的。”

　　付出总有回报，张宁的坚持不懈让她的状态迅速回升，最终她征服了教练组，33岁的她再次得以代表国家出战奥运会。“张宁状态很好，即使夺冠也不奇怪。”赛前，李永波这样评价自己的爱将。

　　没有辜负教练组的期望，独守下半区的张宁表现出了惊人的状态，接连战胜了中华台北队郑韶婕、韩国名将全在娟、法国女将皮红艳、印尼“黑马”尤莉安蒂等实力强劲的选手，实现了与队友谢杏芳在决赛中的会师。

　　能够走到现在，国家羽毛球二队双打教练、丈夫于洋对张宁的支持也是非常关键的。15日赢得半决赛后，于洋及时送上的玫瑰花让张宁幸福无比。

　　之前，张宁曾一再表示：“我的体力没问题，谁要是与我打第三局我就赢谁。”

　　赢下了半决赛的张宁才说了“真话”：“我每次都说自己的体力没问题，但其实那只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一种鼓励，作为一名30多岁的运动员，体力是不可能没有问题的。”

　　“真没想到自己能在奥运会上有这样的表现。结果如何不重要，最关键的是我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决赛前，张宁这样说。

　　16日的决赛中，张宁再一次以她的坚强赢得了这场“巅峰对决”。张宁在赛后深情地向观众鞠了四个躬。她说：“为了北京奥运会，我等待了很久，四年的艰辛没有白费。”

　　当总教练李永波上前与她合影时，张宁摘下金牌戴到李永波的脖子上。

　　“张宁创造了太多的神话，现在用任何赞美之词都是无力的，”李永波激动地说：“为了这块金牌，她付出了太多。在羽毛球队，她比任何一位队员都要勤奋，除了休息，她把时间都用在了恢复和训练上。能够卫冕并不奇怪。”

　　33岁的张宁已经创造了世界羽坛新的神话！

　2008年8月15日上午，在北京奥运会的水立方，迈克尔·菲尔普斯夺得200米混合泳金牌，至此，他在两届奥运会上共获得12块金牌，在奥运会史上大大超越了此前获金牌最多的的马克·施皮茨和卡尔·刘易斯等4人，他们各自收获了9枚金牌。 令人匪夷所思的战绩使他成为奥运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俄罗斯队游泳名将苏霍鲁科夫对菲尔普斯的神奇表现叹服道：“他就像是另一类人，说不定是从别的星球来的。”在菲尔普斯掀起的热潮中，人们想必一定很想了解赛场以外的他是怎样一个人，这位奥林匹克之王当初是怎样崛起的。

　　一个被人遗弃的孩童

　　菲尔普斯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东北海岸一个蓝领聚居的小镇，在那里，人们崇尚橄榄球而不是游泳。菲尔普斯是家里的第三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孩子，小时候常和两个姐姐希拉里、惠特妮在北巴尔的摩水上俱乐部度过。迈克尔·菲尔普斯的童年生活并不美满，父母很早就离婚了，父亲弗雷德是马里兰州一位退休警官，也曾是一名运动员,母亲则是一位学校老师，同时兼任巴尔的摩郡教育系统的行政官员。菲尔普斯自小就在游泳池边长大，两个姐姐希拉里、惠特尼都是优秀的游泳运动员。

　　菲尔普斯的父亲很注意将运动才能传给自己的孩子们。尽管开始时十分犹豫不决,但迈克尔最终还是跟随他的两个姐姐走入了游泳池。惠特妮的经历是菲尔普斯游泳家族的另类注解，她因为背部伤病，早早的退出了国际泳坛，惠特妮并不喜欢游泳，她把泳池当作逃避家庭纷争的避风港。“在泳池，我不会听到喋喋不休的抱怨、令人心烦的争吵，那是我的避难所。我把愤怒发泄在了游泳池。”在菲尔普斯出生前，弗雷德和黛比就经历过了离散，当7岁的菲尔普斯开始专注游泳时，两人最终还是分开了。

　　面对今日被鲜花和闪光灯团团围绕的菲尔普斯，也许只有他的家人知道他成长过程中的艰辛。在学校，菲尔普斯因为大耳朵以及口吃，被同学反复嘲笑。他的母亲曾回忆道：“我儿子的成长并非一路坦途……刚开始是他的大耳朵，然后是他的长手臂，在哪里菲尔普斯都不可避免的被关注。”有一次，菲尔普斯在世人面前谈起他当时被深深的伤害了，别人的嘲笑成了他的噩梦。除了独特的生理结构被人嘲弄外，另一个更大的打击也来了：“在幼儿园开始，他的老师就经常对我说，迈克尔不能安静地坐着，迈克尔不能安静，迈克尔根本不能集中精力。”有22年教师经历的黛比苦涩地回忆说：“当时我说，也许他感到了厌倦。”但黛比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回应：“你的儿子不可能做好任何事情。”不久，菲尔普斯被诊断出患了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症，他应该终生接受药物治疗，但是两年后，他就不再服药了。在Speedo泳衣的发布现场，他妈妈回忆说：“有一天，离开泳池后，菲尔普斯告诉我，‘妈妈，我再也不想吃药了，我的伙伴们都没有吃，我能自己解决’。”

　　菲尔普斯的“第二父亲”

　　俗话说“天生我才必有用”。早在菲尔普斯童年时期，他特异的体型便引起了游泳教练的注意。在最初的训练中，游泳教练察觉到迈克尔的恐惧，便允许他仰在水上四处飘浮。这让他最先学会了仰泳。迈克尔的教练还对迈克尔的母亲说，她的儿子是罕见的游泳天才。迈克尔能很好地领会指导，喜欢刻苦训练，凭借自己修长的四肢和大大的手脚，他游得越来越好。他的体型天生就是做游泳运动员的料，他的大手大脚就像是水中的桨，虽然蝶泳是他的拿手项目，但他在各种项目中都表现了自己的优势。事实上，迈克尔唯一的“短处”就是长得太快。有一段时间，这曾致使他感到疲劳。

　　1997年，迈克尔·菲尔普斯11岁的时候，他的教练鲍曼发现了他隐藏在深处的游泳基因。鲍曼说：“你会看到他总是迫不及待地跳入水中，他给自己的压力远远超过别人对他的要求，我尽量做到不喜形于色，尽管我为他的表现感叹不已。”鲍曼注意到菲尔普斯能轻松学会别的少年所不能掌握的技巧，这位教练知道他面对的是一位游泳天才，于是对菲尔普斯的父母说：“迈克尔天赋极佳，他的潜力是无限的。”

　　在鲍曼的回忆中，菲尔普斯从小就表现出了游泳智慧，在他的脑子里，他可以排除一切杂念，除了游泳。在师徒相处的日子中，最让鲍曼永远难以忘怀的是，虽然菲尔普斯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而且家庭也处于麻烦中，这些让常人想起来就很痛苦，但菲尔普斯却在最困难的时期，每周在泳池游10万米，一周7天不间断，甚至包括圣诞节。“一周有7天，一年有365天，当你在圣诞节也训练时，你多少会知道你的对手不会这样做。这样的感觉很好，因为你做了对手没有做的。”鲍曼说菲尔普斯面对艰苦而漫长的训练，总能享受其中。而菲尔普斯边认为他的成功很大部分要归功于训练。从高中毕业后，在大多数时间里，他从早晨7点钟开始长达2个半小时的训练，中餐后稍稍打个盹，然后接着游，一直从下午3点半到6点。总之，他每天游的距离多达12英里，他说：“我知道没有人比我训练更刻苦。”

　　菲尔普斯训练如此刻苦是因为他憎恨失败。他7岁开始游泳，但直到11岁教练鲍曼和他父母谈过以后才开始认真对待这项运动。他回忆说：“如果没有发挥自己的最佳水平，我就会不停地去想它，上学的时候想，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想。这样会让我发疯的。”一次，12岁的菲尔普斯输给了一个和他同龄的男孩，他厌恶地抓掉对方的护目镜，一下子扔过游泳池的平台。教练鲍曼告诉他，下次如果再输给同龄孩子，他不允许做出类似的行为。鲍曼说：“他克服了这个坏毛病，因为从此他再也没有输给任何同龄的游泳选手了。”

　　鲍曼和菲尔普斯的关系并不总是愉快，至少这位被菲尔普斯称为“第二父亲”的男人透露：“他有时会挑战我。”当然这是开玩笑，“菲尔普斯很尊敬我，在我们训练时，他从来不会质疑我。在训练中，也许多数人会说，'明天再做吧。'但我总会强调，'不，就是今天做。'不过菲尔普斯很少用我提醒。”

　　在鲍曼刚刚成为游泳教练时，即使是条件不错的孩子也很能适应他的训练强度，训练结束时，他们往往都筋疲力尽。“我以前的确热心过头了，”鲍曼回忆说。不过，菲尔普斯在11岁时就能跟着鲍曼的节奏，并以自己特有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训练。“他的最强之处就是在压力下放松并集中精神的能力。压力越大，他的表现就越好--这真是太罕见了，”鲍曼不由得赞叹道，“他总是能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佳状态。”菲尔普斯还具备另一种能力，就是可以忍受“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泳运动员所经受的都要更‘魔鬼’的训练”。

　　他是一条“飞鱼”

　　多年前，一部国外电视剧曾经风靡全国，名字叫做《来自大西洋的人》。如果要找一个原型，那么全地球最合适的人，也只有菲尔普斯了。他的身体特点是人类中最接近鱼的一位。如果单从体型上看，没有人认为菲尔普斯是一个标准帅哥。他身高187cm，但是上下身的比例严重失调。上身的长度大约和207cm高的人长度相当，而双腿却只和175cm高的人长度相当。常人的身高和臂展相差不大，而他的臂展却达到了201cm，超出身高14cm，像三国时的蜀主刘备那样双手过膝。这注定了他站在陆地上时，看起来体型有点怪异。事实上，菲尔普斯的确在陆地上很不适应，不时莫名其妙地跌倒，去年10月就曾摔了一跤，导致右腕骨折。但是这样的身材，可称为泳池中的黄金比例，在泳池中双臂发力时省力而高效。菲尔普斯说过：“如果我能在水中睡觉而不需离开，那或许是我最安全的地方。我在那里永远不会受到伤害，永远不会有任何问题。”

　　菲尔普斯那双大脚，相当于我们通用标准47号的鞋，在水中好像安上了一副脚蹼，腿虽短但助推力极强。而且，其短而粗壮的大腿，则更容易在触壁时发力。根据了解，菲尔普斯触壁后能利用推力“滑”出10米多，比别人多滑出三四米，这远比击水游泳要快。同时，菲尔普斯臂展达到2米的长胳膊每划一下都比别人前进更多，好像划船时的船桨。而他的条状肌肉非常松弛，可以保证舒展性，又能减少池水的阻力。同时，条状肌肉的人体重比较轻，身高187cm的菲尔普斯体重只有79公斤。而同样是200米蝶泳的中国游泳队员吴鹏高183cm，体重却有84公斤。这主要是因为吴鹏的肌肉类型属于块状肌肉，比较结实，负担也比较大。更加独特的是，菲尔普斯的肌肉属于久战不疲的极品，他在运动后体内产生的乳酸远远少于其他优秀运动员，大约只有普通运动员的三分之一。美国国家游泳队生理部主任、体育运动科学博士吉纳迪-索科洛瓦斯先生曾在过去的20年里先后测试过超过5000名游泳运动员，发现其中绝大部分人在比赛结束时体内的乳酸含量都在一个范围之内--每升血液中10到15毫摩尔。只有一名运动员体内的含量检测在10毫摩尔以下--在创造了200米蝶泳世界纪录后，菲尔普斯的这个数字是5.6。当大部分游泳选手在一场比赛后要花上20至30分钟才能完全恢复状态时，菲尔普斯只需要10分钟。前几天他曾在一个晚上连续参加了两场比赛，第一场是决赛，第二场是半决赛，游完首场时他体内乳酸含量的标准超过了10，但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这个数字却降到了10以下，这就证明，即使在比赛的时候，他也在恢复身体。

　　船桨般的手掌，一身肌肉线条分明且犹如轻型战车般的体格，没有半点脂肪的肌肉，令柔软体操运动员惭愧的柔韧性，令游泳运动研究学家抓狂的心血管系统……使菲尔普斯成为一台配置精密的“游泳机器”。一条天生的飞鱼--这也是为什么菲尔普斯能够在赛程密集的比赛之中，仍能接二连三夺金的根本原因。曾和鲍曼一起带过菲尔普斯的约翰·厄班切克曾回忆说：“当1996年我第一次看到迈克尔时，我看着他的击水，看着他的体型，我就对自己说，这孩子将会成为巨星！”

　　神奇的夺金之旅

　　“任何事情都没有极限。”菲尔普斯经常告诫自己：“你想拥有的越多，你得到的就越多。”游泳池外的菲尔普斯是个典型的随意少年，他喜欢嘻哈摇滚，玩电脑游戏，喜欢和朋友们闲逛。游泳事业之外，迈克尔是一名普通的少年。他通常与自己家的猫萨凡纳一起入睡，这只猫就蜷睡在他的旁边。他有时也喜欢睡懒觉，但一旦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就不会有丝毫疏懒。一旦跳入泳池，菲尔普斯就不再是那个平凡的少年了，他游起来像鱼一样在水中划过，蹬腿动作非常有力，双腿好像装有发动机。菲尔普斯11岁时，他的教练博比·鲍曼专门找到他母亲黛比，“2000年，我会带他感受奥运会；2004年，他会参加奥运会；2008年，他将会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2012年，奥运会将在伦敦举行，到时……”游泳健将的妈妈被震惊了，显然鲍曼发现了菲尔普斯不为人知的一面，不仅仅是他的天赋，还有他的游泳智力。

　　1999年，在美国少年运动会上，迈克尔打破了20岁年龄组200米蝶泳的纪录。15岁时,迈克尔作为美国68年以来最年轻的奥运游泳选手参加了悉尼奥运会。在悉尼，他在200米蝶泳比赛中名列第五，第二年，只有15岁9个月的菲尔普斯打破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成为打破游泳世界纪录最年轻的运动员。4个月后，菲尔普斯再一次打破200米蝶泳的世界纪录，并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2001年，菲尔普斯打破200米蝶泳世界纪录，成为最年轻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并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同年，他在福冈世锦赛上赢得了职业生涯中第一个世界冠军头衔。2003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世界游泳锦标赛期间，迈克尔成了泳坛的谈论中心。他在巴塞罗那世锦赛上5次打破世界纪录，4次站在最高领奖台上，创造了在同一届比赛中的又一个壮举。他在比赛中成功卫冕了200米蝶泳冠军，同时还夺得了200米和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创造了世界纪录。而这些记录全是在同一天创下的，这是世界游泳比赛史上的头一次。此外，他还赢得了混合泳接力的金牌，并在100米蝶泳的半决赛中刷新了世界纪录。凭借如此出色的战绩，菲尔普斯当之无愧地被评为2003年度世界最佳男子游泳运动员。

　　2004雅典奥运会前，他是第一位获得资格的游泳运动员。雅典成了菲尔普斯打破多项纪录的舞台，在第一天的比赛中，他就以3.5秒的优势夺得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第二天，他在4x100米自由泳接力比赛中获得一枚铜牌，随后他在200米自由泳比赛中再获一铜。8月17日，菲尔普斯先获得200米蝶泳金牌，一个小时后，他代表美国参加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再获一枚金牌。在雅典，他还获得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在4x100米混合接力比赛中，菲尔普斯再获一金，这样，菲尔普斯成为第二位在一届奥运会上夺取八枚奖牌的运动员。在2007年墨尔本世锦赛上，菲尔普斯独揽7金，打破了索普保持的一届世锦赛夺得6金的纪录，此外他还打破了5项世界纪录。

　　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开幕了，这是一届属于菲尔普斯的奥运会，他创造了神话，他成了人类开办奥运会以来最伟大的运动员，奥林匹克之王诞生了。

精彩的表演，仍在奥运的舞台上继续。过去6天，我们领略了奥运的魅力与精彩，收获了太多的感动与震撼。但是，奥运最直指人心，感动灵魂的，还是人的精神从奥运舞台上真正站起来。

菲尔普斯，已夺得奥运11金，被称为最伟大的奥运会冠军，全世界都惊叹这位美国神奇小子是来自另一个空间的“外星人”。他不懈追求更高更强更快的人类精神境界，让许多不懂游泳的普通人，都觉得看他游泳是一种享受，觉得他是水中的诗人。是精神的高度，成就他的伟大。

但是，还有运动员比菲尔普斯更伟大。他叫埃里克·尚托。一个带着癌症病患来北京参赛、只能游到男子200米蛙泳半决赛的美国游泳运动员。在水立方，他半决赛被淘汰却赢得全场观众呐喊，他让我们明白，生命高于奥运，梦想高于生命。（据8月14日《南方都市报》）

生命与梦想的价值，属于我们每个人。那些运动员，来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不同信仰。在奥运的舞台，他们展示的身份，是运动员。而在生活中，他们往往又有着“双重身份”。此次国外的运动员中，有厨子，有娱乐明星，有政客的老婆，甚至还有中东的公主。而在业已获得冠军的中国运动员中，有的过去是打工妹，有的是研究生；有的是乖孩子，有的还是好妈妈……

是的，我们是在强调，所有的运动员，归根结底，都是芸芸众生，都是实实在在的人。任何人，就算具备再高的运动技能，离开人的精神支撑，也还是无法站在奥运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风采；我们每个人，也只有具备健康的精神与人格，才能在人生的舞台上，显扬自我的尊严，实现生命的价值。

北京奥运，就是在通过展示人的精神在运动舞台上真正站起来，来引领我们每一个人，去拥有积极拼搏与永不言败的精神，去构建责任意识与人文关怀的丰沛灵魂。

以精神高度去界定成功与失败，现在已经成为对奥运舞台上所有表演者一种场外评判标准。这无疑是理性的，符号人性的，更具前瞻性的视角。日前，中国男篮在最后功亏一篑，惜败西班牙，但得到的共同评价，就是虽败犹荣，是一场胜利的失败。原因就在于，他让我们看到了精神意志的坚强与坚韧，这种血性的爆发，恰恰就寓示着未来成功的希望。精神站起来，人就不会真正倒下。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男足。连中国女足商瑞华说，中国男足应该借女足运动员一用。虽是戏言，却很有意味。不是说女足技术与能力真的就比男足还强，而是在说，女足是在站着踢球，而男足是在躺着踢球。精神先萎下去了，人就不可能站起来。

也正因如此，分享此次奥运会上的精神荣光，将会润泽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看看那些运动员的生动表情吧：张湘祥举重夺冠之后，双膝跪下，是为感恩；“妈妈选手”冼东妹柔道夺冠后，含泪表示要补偿才一岁多的女儿，是为母爱；朱启南在领奖台上挂着银牌痛迸英雄泪，是为责任；没有代表中国而是代表加拿大参赛栾菊杰，首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打出了“祖国好”，是为爱国；等等。

有多少生动表情，就有多高贵精神。我们通过运动员生动、丰富、美好的表情，感受他们的气质形象，体悟他们精神高度，才能真正寻迹奥运精神真正的价值质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顾拜旦曾说过，奥林匹克精神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的精神发展，以此造就全面发展的人。走下奥运舞台，走过奥运时间，全世界所有的人，生活将回归日常姿态继续，我们都得靠着精神生活。我们的精神高度，将决定我们生活的品质厚度。

以精神高度界定赛场成败是最大理性，以奥运精神引领所有人的生活是最大财富。让我们所有人的精神都能从奥运舞台上真正站起来，公平、正义、人文、和平、环保，等等，一切都才不至于沉沦与软化，人类共同的价值就可以得以塑造。

新任中台办、国台办主任的王毅一直是台湾媒体的关注对象。台北《展望与探索》月刊今年7月号刊出文章，专题介绍其人其事王毅。该文章称王毅在大陆的形象相当好，外表长相英俊，“相貌堂堂，风度翩翩”。做人方面，“人情味浓、待人真诚”，“相当的平易近人”；“举手投足都令人想起早年的周恩来”。

　　报道说，王毅在大陆的形象相当好，不管是其师长同学、同僚，或者是大陆媒体，对于其个人外表，以及为人处事，都有很好的赞美之词。 诸如形容其外表长相英俊，“相貌堂堂，风度翩翩”，“相貌端庄，举止稳重，与众不同”。形容其做人方面，“人情味浓、待人真诚”，“相当的平易近人”；“待人谦和，举手投足都令人想起早年的周恩来”，“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在部里的年轻人当中，很有人望”；“为人温文儒雅，有学者风范；而基于其工作背景，他又有国际观”。

　　报道称，形容其工作手法“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谢淑丽也称赞，王毅是个开创新局的“日本通”，勇于创新、思路灵活的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指称，他在同日本学界和政界人士交谈时，经常听他们提起王毅的名字，“他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应变能力非常强”。

　　另外根据媒体指出，在中国外交部官员和外国驻北京记者眼中，王毅处事稳健，擅长政策论述，也愿意和外国媒体记者保持良好沟通，甚至和记者钓鱼，亲和力十足。一些中国外交部老官员对他印象则是：“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善于吸收借鉴学界的新理论、新观点，勇于承担责任，并善于与媒体沟通。”在运动方面，王毅喜欢打网球，而且技术相当不错。 (来源：人民网-台湾频道)

　　从知青到大学生

　　根据公开的资料，王毅1953年10月生，北京市人，是朝鲜问题专家，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49岁开始担任副部长，主管政策研究工作与亚洲事务，是中国外交部5名现任副部长中最年轻的一 位。

　　王毅是著名外交家钱嘉东的女婿。钱嘉东曾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后来担任过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大使，现退休在家。

　　1977年秋，王毅考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据王毅当年北京二外的师友介绍，当时77届日语系共有三个班，每班有16人，王毅是二班，他一直担任该班班长。

　　按照其师友的说法，王毅这一批77届大学生，是被“文革”耽误了的一代。因此，这批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大学生，极具特殊性，年龄参差不齐，最小的十七八岁，年龄大的，有二十五六岁。在入二外学习前，王毅已在东北建设兵团呆了八年时间，1978年3月正式入学时，他已有25岁，在同学中是年龄较大的。而当时外语学院招生，对考生年龄做出的限制是：不能超过25岁。

　　日语系三个班级40几个学生的来源，很是复杂，工农兵各种身份都有，但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种是刚刚中学毕业的，一种是外语学校毕业的，另一种则是像王毅他们，靠自学考进来。日语系的这三个班，正是根据这三种类型划分：一班是中学毕业的学生班，二班是由自学考来的学生组成的班，三班是专业班。专业班在1981年毕业。一班与二班的学生则在1982年毕业。

　　北京二外日语系现任主任秦明吾教授当年曾是王毅的日语教师，在他看来，王毅这一届大学生，整体素质都非常高。秦明吾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考生有应届的，也有老三届的，除应届的外，其他人参加考试，没有一定的积累，是很难考中的，他们肯定要在正常的工作、劳动之外，额外地多承担一些东西。他们平时就注意学习。在当时，他们也不知道要恢复高考了，能够考中，主要靠平时的积累。”

　　毕业后，这四十几位日语专业学生，大多进入外事部门工作，有的进了外交部、外贸部，有的进了科学院、中国人民银行，有的则进入全国妇联、中国旅行社、高等院校。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一个是王毅，再一是一张姓女生。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们分散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大都已是所在岗位的领头人。而王毅，是其中较为出类拔萃的一个。

　　“笔头尤好”

　　考入北京二外前，王毅曾在东北建设兵团做了8年战士。王毅的同学邱华盛介绍，在兵团时，王毅像其他北京青年一样，政治敏感，忧国忧民，对国家前途与个人命运都颇为忧虑。这期间， 王毅读了很多文史书与外语书，掌握了极具功底的文史知识。王毅喜书法，毛笔字写得很好。

　　邱华盛现在中国科学院工作，在考入二外前，在一家工厂上班5年。他与王毅同住一个宿舍，是上下铺。邱华盛介绍，在他们二班，王毅和他都是一般家庭出身，而其他同学，则多是“高干子弟”，有几位来自于外交官家庭。

　　王毅的师友介绍，在二外期间，王毅善于思考，兴趣广泛，对国内国际大事都很关心。他擅长写作，“笔头尤好。”

　　北京律师王小平是王毅当年的同班同学，他说：“王毅在‘文革’期间被耽误的时间比较长，在兵团时学习条件不好，年龄又大，从学外语方面讲，他的条件并不好。王毅文笔很好，经受过社会磨练，阅历丰富，如果搞写作，具备很好的条件。”

　　王小平介绍，当时王毅已经非常“成熟”，相貌端庄，举止稳重，与众不同，在这方面明显超过了其他同学。令王小平印象深刻的是，一次，班上举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会，在同学们的发言中，王毅的见解尤为成熟。

　　在王小平的印象里，王毅的毕业论文写了两篇，一篇是把中国历史与日本历史相比较，一篇则是写日本语言和中国朦胧诗的比较。王小平说：“他的视野不仅仅在日语专业上。据说当时老师都没办法对他的这两篇文章进行评判。”

　　秦明吾教授说，王毅的毕业论文质量非常高，中国日语界有个刊物叫《日语学习与研究》，是一份核心学术期刊，当时还是一个学生的王毅，把他的论文投到那里，结果被刊发了。秦老师说：“就我所知，学生能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直到今天还是很少的。王毅的论文被发表，使老师们印象深刻。”

19年,从科员到副外长

　　王小平说，他曾为王毅设计过毕业后的发展路径，但是，王毅后来的选择，令他意外。

　　在王小平看来，二外时期的王毅已很有头脑，主见极强，不随大流，对政治问题理解很深，见识广，文采斐然，综合素质很强。 因此，王小平判定：王毅毕业后肯定要做干部，而且要做那种能自己说了算的干部。

　　王小平说，当时有部描写厂长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在社会上极具影响，那时候，“文革”结束不久，很多部门仍是要绝对服从上级的，缺乏自主性，但是，一些工厂已经开始实行“厂长负责制”，厂长拥有了自主权，能使企业按厂长意图发展。因此，王小平就给王毅设计：王毅毕业后应去做厂长这种角色。

　　1982年，王毅毕业后入外交部亚洲司做了一名科员。这大大出乎王小平的意料。王小平出身于外交官家庭，深谙外交部情况。他告诉本刊记者：“外交部是个要求绝对服从的单位。我认为，王毅进外交部，会把他的才干埋没了，当时我觉得很可惜！”

　　令王小平再次感到意外的是，在外交部，王毅还是脱颖而出，成了外交部“升”得极快的一个官员，数年后，其职位甚至已经超过先于他进入外交部的65、66届的毕业生了。根据公开的资料，从科员到副部长，他只用了19年时间。

　　外交部一接近王毅的工作人员说：“在外交部，王毅副部长一直是很有名的！”

　　在王小平看来，王毅在外交部“有上有下”时基本上都上去了。王小平说：“这跟他的能力有关。王毅上升极快，绝对不是他被哪位高官看上的问题！”

　　外交部是个极其看重“笔头”的部门。王毅在这方面的特长在这里得到了发挥。王小平回忆，1980年代，胡耀邦任总书记后第一次访问日本，当时王毅还是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的一个科员。胡耀邦在日本某场合的一个讲话稿要由王毅来起草。当时王小平戏问王毅在外交部“干什么活”，王毅说经常给领导起草这类稿子，王小平开玩笑说：“你成天写这种官样文章多没意思啊！”但是这个讲话稿，被王毅写出了名堂。

　　一般情况下，由工作人员起草的稿子，要一级级由上级部门来修改，最后递到部长那里，由部长定了后，才被交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是个对工作极度负责的人，据说外交部送到他手里的稿子，返回来时总会被他修改得“一片红”。但由王毅起草的这个讲话稿，返回来时，胡耀邦只修改了两处。

　　“这是罕见的。”王小平说，“我们还听说，胡耀邦在这个稿子上写了个批语：‘此稿写得很好！’”

　　外交风格6月22日，中国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接受记者采访

　　王嵎生，1954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曾任驻尼日利亚大使、驻哥伦比亚大使、中国APEC高官，现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在王嵎生看来，要做好一个外交官，组织纪律性很重要。外交官在重大国际关系问题上，是不应该有所谓“自由”的，必须执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但在不出大格的前提下，外交官通过表达方式的不同，可以有自己的风格。

　　“一些出色的外交官，既可以认真执行国家的大政方针，又可以用生动活泼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风采，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人，都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表达方式。”王嵎生说。在他看来，王毅在外交中，特别是在几轮的六方会谈中，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的外交风格。

　　王嵎生说：“王毅是很精明能干的外交部高级领导，处理朝核问题，从原则到分寸，从政治到策略，都掌握得非常好，在国内外受到很好的评价。不只是我，我们楼上住了很多离退休外交官，对他的评价都很好。”

　　外交部一接近王毅的工作人员说：在外交部，王毅副部长一直很有名，比较引人注目，这是因为，他在外交部里是年轻干部，形象好，分担的工作也不少。

　　近年来，外交部干部逐渐年轻化。据外交部工作人员介绍，全外交部机关有2400多人，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人占了一半以上，有些司局，青年干部比例甚至达到70%，相当多的处级干部是35岁以下的青年人。外交部很重视青年工作。早在1988年就成立了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王毅任组长后，开始兼抓部里的青年工作。

　　王毅在兼任青年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时，担任部长助理职务，40多岁，也属于年轻人。在此期间，他觉得抓青年学习工作非常重要，便提议在部里成立“青年读书会”。外交部青年读书会成立于1996年，在中央各部委中成立是最早的，王毅担任会长。

　　外交部的这位工作人员说，王毅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读书会举行什么大的活动，他只要有空，肯定要参加。王毅非常喜欢登山，外交部成立了一个登山协会，王毅是这个协会的名誉会长。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外交工作的特点是，外交官对外展示的多是风光的一面，但是，在这种风光背后，还有鲜为人知的一面。外交部里，各种场合频频露面的多是外长、副长、发言人、翻译等人，但实际上，更多的外交干部在背后默默工作着。就这次举行的六方会谈而言，在王毅的背后，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在辛勤工作。

　　王毅工作亦非常勤勉，这位工作人员说，只要王毅在国内，王在外交部大楼四楼办公室里的灯总会亮到很晚才熄。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的金熙德研究员告诉本刊记者，王毅在外交部日本处工作时，看问题就非常敏锐，在外交部属于那种早期就崭露头角的人，而非大器晚成。王毅不是那种专干事务的官员，还做研究，经常在一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如中宣部主办的《时事报告》等，金熙德研究员每 隔半年或一年，就能看到王毅的一篇文章，如论亚洲形势等问题。

　　据金熙德研究员了解，在这几轮的六方会谈谈判过程中，各方对中国外交评价都很高，特别是日方，因王毅能讲一口熟练的日本语，有亲和力，有日方外交官在回国后，对整个中国代表团以及王毅本人的评价都非常之高。

　　日本《朝日新闻》报社中国总局长五十川伦义向记者介绍，前一段时间，他听说王毅生病了，在京做了手术，按常理，他应该休息一段时间，但六方会谈是被世界如此关注的大事，是一历史性事件，而且在朝核问题上，美朝之间又颇对立，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还是坚持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表现非常之突出，因此在五十川伦义看来，“他一定很累。”

　　五十川伦义说，“在六方会谈过程中，各方间的谈判很多，王毅应该很辛苦，但在中日间的谈判与交流中，由于王毅在日本工作过，是日本通，他应该会感到轻松一点。”

　　王毅简介

　　王毅，男，1953年10月出生，北京市人，大学毕业。朝鲜问题专家，能说一口流利日语。主要任职如下：

　　1982-19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亚洲司科员、

　　随员、副处长、处长；

　　1989-1994 驻日本国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

　　1994-1995 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

　　1995-1998 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1998-2001 外交部部长助理；

　　2001 至今 外交部副部长

2008年04月10日09:00

   他，一个只是在砖厂打工的农民工；他，一个从贫困大山走出，从不会游泳的庄稼汉。然而当他听到附近水塘传来绝望的呼救声、看到在水里挣扎的一对母子时，他毅然纵身跳进了冰冷的水里。母亲得救了，他和孩子却永远地沉入了水底……

　　然而，获救的母亲拿到砖厂赔偿款后“消失”了，因为无钱安葬，他的尸体摆了近一个月，家人东拼西借才终于将其火化。真心英雄遇上冷漠世态，心寒之极的唐家人将砖厂和获救者告上法庭，索赔27万。

　　事发 农民工救人丧生水塘

　　今年2月3日，离春节只有3天了，所有人都在热热闹闹地准备过大年，家住昭通昭阳区洒渔乡新立村马家营村的唐茂德把年迈的母亲从老家接到了他打工的地点——昆明市晋宁县晋城镇白沙红砖厂，希望一家人团团圆圆过个年。

　　这天上午10点多，唐茂德早早吃过午饭就到厂里砌砖窑。到了中午12点左右，同在砖厂的昭通市镇雄县中屯乡青山村还山社的王玲一直没见儿子回来吃饭，就出门寻找，当她来到厂区水塘附近时，发现年仅3岁的儿子张维漂在水塘里，王玲一边呼救一边跳进水塘去救儿子，然而当王玲在水塘里抱起儿子时，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游泳，不但救不了孩子，就连自己也是自身难保。

　　“救命……”正在附近砌窑的唐茂德听到水塘里传来绝望的呼救声，转头看见一对母子正在水塘里挣扎，他忘了自己也不会游泳，脱下外衣一头扎进了冰冷的水里。经过几分钟的挣扎，在岸上同事的帮助下，唐茂德终于把王玲顶上了岸。当他再次返回塘中想救溺水小孩时，由于时间较长，加之正值冬季塘中水温较低，体力消耗过多，唐茂德最终沉入了水里。当周围的人赶到将小孩和唐茂德救出时，两人都已停止了呼吸。

　　家属 得救者获赔就“消失”

　　唐茂德的善举，给昆明的这个寒冬增添了几丝暖意，然而唐家人的心里却怎么也暖不起来。

　　第二天，晋宁县公安局出具了一则“中年男子舍身救落水母子”的情况说明，对唐茂德奋不顾身、舍命救王玲母子的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确认唐茂德是因救人而牺牲，现正上报县、市、省追认唐茂德为见义勇为英雄。

　　然而，让妻子毛国春没有想到的是，被唐茂德救起的王玲不但没有对他们表示感谢，反而在拿到砖厂的几万元赔偿后悄然无声地走了。这让唐家人无法接受，“我们不是要你什么，但人是因救你们而死，你至少应有一句好话，这样的要求不算过分吧！”

　　唐茂德所在的小山村是当地最贫困的高寒山区、交通不便，只能种植洋芋、荞麦，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不到1000元。唐茂德上有70多岁的年迈父母，下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年幼儿女，最大的11岁、最小的才3岁，他是支撑整个家庭的顶梁柱。

　　“他死得太惨了，人捞起来时口、鼻、耳里全身都是淤泥，王玲拿到砖厂3万元的赔偿款后，王玲的姐夫拿了1000元来，就再也没什么说法了。”唐茂德的姐夫，这个40多岁的汉子提起唐茂德的死，忍不住流下了泪，“人要讲道德，不能袖手旁观，救人是好事，没什么值不值得的，只是这个结果让家人无法接受。”

　　唐家人怒告砖厂、获救者

　　“从事发后至今我们已欠了2万多元外债！”妻子毛国春说，丈夫唐茂德死后，砖厂对他们没有任何表示，王玲也是这样一个态度，“太伤心了！我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但如果他们不给个说法，我觉得他的死一点都不值得，以后谁会去做见义勇为的事？”

　　今年3月，唐茂德的父母妻儿联名将砖厂和王玲告上法庭，索赔27万余元。“这个官司对众多单位、个人提供了有益的警示，特别是对受益人敲响了警钟！”唐家人的代理人云南凌云律师事务所律师陈维镖认为，对王玲而言，自己的孩子虽然没有得救，而自己却被救起，别人牺牲了，如何安抚好他们，理应是见义勇为受益一方应尽的责任；而砖厂在厂内挖水塘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和警示提醒，存在安全隐患，最终导致了这场悲剧的发生，“从情理上来说，受害者获得相应的赔偿或补偿，是合乎情理和法理的。救人者状告被救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国现行法制进步的一种表现。同时，在救人者与被救者不好协商补偿事宜时，寻求法律解决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途径”。

　　此案原定于今天在晋宁法院开庭，但由于王玲的送达回证一直没回来，法庭决定延期审理。

　　回访

　　砖厂负责人：他是自己跳进水里淹死的

　　昨天下午，记者驱车来到位于晋宁县晋城镇白沙河村委会下村的事发现场，找到了唐茂德打工的砖厂和他献出宝贵生命的那个水塘。

　　这是一个占地面积达数十亩的砖厂，水塘就在砖厂里，是个狭长水带，约有近百平方米，离生活区不过几十米远。如今水塘的周围已插上水泥桩、拉上铁丝网，还有几块写着“禁止游泳 后果自负”、“水边游玩 后果自负”的木牌子随意插在地上，水塘里水深目测约有3米多。

　　“这些东西以前都没有，都是事发后才设置的。”唐茂德的小舅子一直在砖厂打工，看着这些防护设置，他很感慨，“如果以前也有这些防护设施，或许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

　　砖厂的法定代表人李荣宝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2006年接手砖厂时这个水塘就已存在，应该有3年了。据说是以前取土取的，山上的水流下来后形成了水塘，平时砖厂都会定期把水抽掉，可当时快到春节，这个工作也就放缓了，不想却发生了这事。”对于水塘是砖厂蓄水塘的说法，李荣宝大叫冤枉：砖厂的蓄水塘是另外一个，这个水塘是附近村民的灌溉水源，每当砖厂抽水时，附近村民还提出抗议。

　　对于唐家人的索赔，李荣宝表示：这事对砖厂来说真是很无奈，“说句没良心的话，他在做活时自己跳进水里淹死的，又不是砖厂安排他这样做，这事与砖厂没有直接关系，厂里没有任何责任。见义勇为是应该的，但也应该讲究方式方法，厂里这么多人，梯子、绳子、竹竿什么都有，会游泳的人也多，他完全可以大叫一声，让厂里的其他人去救，这样效果可能更好一点。”他说不管怎么说，出于人道主义，砖厂可以给予适当的补偿，但唐家人开口就是几万元，砖厂一直在亏本，根本拿不出这些钱，所以还是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此事，现在砖厂已聘请律师，做好了应诉的准备。

钱文忠

    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的季羡林先生今天已经是九十七岁高龄了，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一九八四年，季羡林先生也已经是七十三岁，年过古稀了。撇开季羡林先生的崇高的社会和学术成就、名誉、地位不说，就单论年龄，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大家称呼他，更多的是“季老”，而不是像门生弟子那样称呼“先生”了。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对比自己年长的人——当时冯友兰、王力、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九零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陈岱孙二老以及朱光潜先生的夫人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是非常的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十七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那是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我在这里讲的都不是季先生在公开场合，比如学术会议之类上的举动，都是私下的言谈，不为外界所知的。

    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裘先生不久以前接受了复旦大学的邀请，把讲席移回了上海，这实在是上海学术界的幸事，是上海学子的福气了。

    还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庆之先生——后来调入了北大并且担任学校的教务领导——评职称，请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教授写推荐意见。表格当然先送到季先生处，季先生写好封好，命我送给蒋先生。蒋先生拆开一看，愕然说道：“季先生怎么这么写？这可叫我怎么办？”我当然茫然不解，蒋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递过来：原来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目的底下一格，这样，蒋先生不就只能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季先生上面了吗？这怎么会不让当时才四十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

    再举一个和上海有关的例子。一天傍晚，我照例去季先生家。季先生从书房里拿出一封信来，对我说：“你知道上海有一位徐文堪先生吗？他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吐火罗研究的材料，有些我都没有见过，实在是难得，你回上海，一定替我去拜见一下徐先生。”下面我还会介绍，季先生是中国唯一一位直接研究吐火罗语语言本身的学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这方面的藏书恐怕还要超过国内的图书馆。徐先生当时是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但是，对国内外的学术动态的了解，已经是在国内罕见其匹的了，所以能够提供连季先生都没有见到过的材料，现在早已经是教授级的编审了。季先生对徐先生是推崇备至，凡是见到上海来的朋友，都要提到徐先生的名字。

   那么，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然而，也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后来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给季先生带来麻烦，但是，季先生总是以非常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是关于季先生请年轻人吃饭的。一次是请我吃饭。有一年假期，我没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帘关紧门，点上蜡烛看书，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悉悉簌簌的声音，一会儿有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铮老师陪同下，特意来叫我去吃饭。这顿饭吃的什么，今天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却至今犹在目前。那些年，经常在季先生家吃饭，也经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这顿饭是很特别的。

    现在已经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也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时候，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轰动，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很偶尔地，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有不少媒体问过我，季先生工作那么忙，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是否有学生代笔的？这不算是一个太离谱的疑问。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追随季先生那么多年，连替他写个信封的事情都没有过。

    上面讲的都是和学术界有关的事情。那么在学术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样的长者风范呢？还是举几个例子。季先生穿着极其的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机班。大家知道，司机可是见多识广的，而且往往并不那么好说话。然而，北大的司机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为什么呢？季先生每次都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小礼物，比如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国外带回来的香烟。可是，这些能够打动司机吗？不能！有几位司机告诉我，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的，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这才是令他们非常感动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经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那件事情是我经手的，所以我的记忆格外清晰。

    实际上，对北大的情况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岁以前，他在北大朗润湖的寓所的大门，几乎是完全敞开的。张中行先生笔下那幕一位小书店老板抱着一大摞书上门请季先生签名的情况，根本就是经常发生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是来自于季羡林先生的。这笔捐赠有多大呢？仅仅是古字画就有数十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些的市场价格应该怎么算呢？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总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赠出来了。而且，季先生还不停地把近年来的稿费捐赠出来。季先生是已经有了曾孙的，他的后代都过着很普通的生活。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胸怀？那些无聊而狂妄地评论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我想“季羡林热”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愿意就在于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位长者的季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要知道这位朴素如老农的长者是留学德国十年的哲学博士，是当时已经为数极少，现在更已是硕果仅存的建国后第一批文科一级教授，是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校长，是全国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杂志的主编……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态，这里难道不是存在着巨大的不和谐或反差吗？可是，难道不也正是这种所谓的不和谐和反差，反而更加增加了对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吗？

    社会上对季先生的崇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却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就连北大的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也包括在内，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实在没有搔到痒处，却实在只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面。尽管季先生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位作家；尽管季先生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几种文字，其中还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死语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门房、清扫厕所的艰难环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惊天地泣鬼神地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个翻译家；尽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被广为传播报道，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去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说过：“毕竟，季老和我们身边、社区里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季先生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是，这个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获与贡献。

    “学术泰斗”、“国宝”是一个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国学大师”云云，实际上就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而论，也确实有未达一间的嫌疑。其实，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那么，季先生的主要领域是什么呢？他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样的重要贡献才会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呢？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出了这么一段话，我相信季先生也会认可的：“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丝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这里受场合和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可能予以详细的评说，只能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做最简略的介绍，希望对大家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有所帮助。

    季先生的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从一九三五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一九四五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换句话说，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以获得博士学位，而回到国内却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把国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深厚传统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所谓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比如，利用语尾变化、特殊的动词形态等语法形式，在几乎没有信史资料的情况下解决佛典的年代和来源问题，利用不同语言的平行译本解决还几乎处在破译阶段的吐火罗语的语义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面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这些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的。季先生本人有《留德十年》，大家可以参看。

    一九四五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一九七八年，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看作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三十四岁到六十五岁，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最暗淡无光的苦难的时期。这个阶段勉强还可以一分为二。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的二十年为前半阶段，受到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至于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半阶段，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至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只有在文革的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们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就是写自己在这后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记录疯狂野蛮时代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当然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象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真是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第二阶段无奈地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大家别忘了，这时候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且不说他肩上担负着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这样的高龄承担这样的研究任务这一点而言，就已经足以让我这样的后生小辈叹为观止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位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这怎么能够不让我这样的门生弟子、后生晚辈汗颜呢？

    我上面的介绍远远不足以涵盖季先生作为学者的成就。好在我写了《季门立雪》，里面有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的介绍。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这第三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了。我在前面提到过，季先生曾经一身担任了一百多个学术领导职务，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也很难相比的巨大贡献。季先生赢得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尊敬，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吗？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他的魅力。我这么说，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季先生当然不是神，也不是圣人。但是，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世纪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对季先生的这种珍惜和尊崇，当然让我这个弟子感到快乐，但同时也让我陷入到一种茫然和悲哀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么？

    季先生已经到了天高云淡的境界。我在想，老人家若是知道了我今天的这些讲演，会说什么呢？老人的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季先生也许会像巴金老人这样说：

   “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

2008年04月10日10:00

曼为何人？新警员与她的最后一课有着怎样的意义？在她高位截瘫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酸甜苦辣？昨日下午，记者走入华西医院康复科截瘫治疗室，一位身穿鹅黄色T裇的女子正配合医生做康复训练，她就是黄曼，低调，但绝不普通……

　　刑侦高手 为“长征”推迟婚期

　　“出生在长征的路上———阿坝州松潘县。黝黑的高原肤色，强健的高原体格。7年的刑警生涯，两次代表绵阳市公安局参加全国刑侦比武和公安部‘大练兵’考核，我相信我经历的每一天都是精彩的。 ”

　　——摘自黄曼“重走长征路”报名感言

　　鹅黄色的T裇，黑色运动裤，红白蓝相间的袜子显示出主人的调皮。“向左翻身，扭腰，手臂转动，”黄曼在医生的帮助下进行着肢体恢复训练。每完成一次艰难的仰卧起身，头上的两根小辫子就随着身体的起伏快乐地甩动一下。

　　“她很坚强，身体恢复很好，进步很大哦。”医生说，由于颈脊髓损伤，车祸后的黄曼只有颈部以上有知觉，目前她的知觉已恢复到胸部以上。不仅肩膀活动自如，可以用手掌控制轮椅行动，拇指和食指也听使唤了，可以在键盘上打字聊天。“我们的目标，就是帮助黄曼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的状态。”由于黄曼的坚强，医生对她的恢复充满信心。

　　32岁的黄曼，在高位截瘫之前，是绵阳市涪城区公安分局花园派出所的民警，是同事们公认的刑侦高手。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公安部主办了人民警察“重走长征路”的大型宣传教育活动。在全国各地民警的报名感言中，一位女民警“为了长征，婚期可以推迟”的话语感动了所有人，这个人就是黄曼。

　　因为神舟六号发射，黄曼和未婚夫将婚期推迟到2006年10月15日，而此时“重走长征路”还没有结束，这意味着她的婚礼将再次因工作原因推迟。“重走长征路”组委会决定，在当年红军经过的红原草地，在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字“红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地”的石碑前，为两人举办一场具有特殊意义的婚礼。

　　天堂地狱 感人婚礼后遭遇车祸

　　“都说我是最坚强、最勇敢、最自信、最不爱哭的女英雄，其实我最想做的还是那个最简单、最自由、最快乐、最爱在他身边撒娇的曼丫头。谁知道又要遭遇、谁知道又有坎坷、谁知道生命中有这么多的巧合？”

　　——摘自黄曼博客文章

　　2006年10月1日上午，红原草地作证，日干乔大沼泽作证，在红原骑警的护卫下，新郎骑着战马迎娶了美丽的新娘。“那天好热闹哦，在场的人都感动得哭了。”昨日下午，在病房宽大的玻璃窗前回忆婚礼，4月的阳光洒在黄曼脸上，眼镜后面的那双大眼睛充满了对幸福的怀念。然而命运总是那么作弄人，婚礼当天下午，黄曼在随队前往当地博物馆的途中遭遇车祸，“一天之内从幸福的天堂落入痛苦的地狱，即便我自认坚强，也无法立即面对。”车祸后，黄曼深爱的丈夫离她而去，这样的结局比车祸本身带来的残疾更让她难以接受。

　　由于高位截瘫，最开始黄曼连一张报纸都拿不动，这使打靶成绩从不低于45环、长征路上天天表演擒拿格斗的黄曼，感受到强烈的挫败感，“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说话语速极快的黄曼，突然提到了那个他，顿时哽咽难语。“就在这几天，办离婚证。”哽咽许久后，黄曼主动聊起了这段她至今不想放弃的婚姻。

　　“原计划今年春节，我们去办离婚手续。”黄曼说，因为手续一时间无法完善，离婚的事就暂时搁置下来。“我还以为这是老天给我的一个机会呢，”黄曼苦笑着说，毕竟，“在月光茶楼见面的第一眼，我就爱上了他。”然而两天前，她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本周内他将带着一纸证明，从江苏回四川与她办理离婚手续，黄曼说话的声音渐渐缓和。“人只有经过苦难的历程，才能触及强烈震撼后到达的幸福。”这是黄曼的朋友送给她的一句话，她说，自己很喜欢这句话。

　　书写博客 曼丫头崭新生活

　　“遭遇过后、坎坷过后、痛楚过后我一定能绽放出我最美丽的花，唱出我最动听的歌，走出我最正常的路。最后，我一定能跑起来，因为我是曼丫头呀。为了这个最后，我要大声说出——我爱你，生活给我的一切际遇。”

　　——摘自黄曼博客文章

　　2007年10月27日，这天对黄曼身体的恢复很重要，因为她在医生的建议下开始在网上写博客——曼丫头的博客。

　　医生建议黄曼写博客，仿佛让她打开了一个与新世界接触的窗口。她把自己在医院的治疗中，生活中一点一滴的感悟都写进博客。《我是一只木偶》描述了她对于自己肌张力过高、无法控制身体的苦恼；《圣诞老人的天使》回忆了她生病一年来情感波折和对生活的思考。黄曼说，在想写博的时候，突然之间，很多文字跳跃着、涌动着、都想用心去表达。似乎什么语言都能表达，也似乎什么文字都不足以传达。

　　“好多网友，一直坚持给我的每篇博文留言。”素不相识的网友，在黄曼博客上的留言，给了她太多的鼓励。紫悠漫、小优，众多网友的名字在黄曼口中轻轻说出，每一个都如同她的亲人。在黄曼热情地打开电脑展示她的博客时，她独特的输入方式让人黯然。原来，黄曼虽然肩膀可以自由活动，但手指头连敲动键盘的力气都没有，为此，她用左手扶着右手指头，靠两只手结合的力量，通过右手中指的“一指禅”功夫，在网页上书写博客。“一般下午6点到9点都在上网，打字可以锻炼手部力量，”神奇的互联网，让黄曼的生活翻开崭新一页。

　　不言放弃 渴望回归的“百灵鸟”

　　“其实，今天、今天真的很想、很想和你们在一起，穿着这一身喜欢的警服和你们一起欢笑、一起舞蹈、一起过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

　　——摘自黄曼博客文章

　　“我不是残疾人，我终归要回到战友身边的，”近10年的警察生涯，让黄曼成为了华西医院康复科最坚强的病人。每当有新病友加入，黄曼总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给他们鼓励。“我会教他们一个动作，”黄曼竖起大拇指对准自己，然后用夸张的语气说道 “你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哟！”病友们都觉得这样自我鼓励的方法有效，而这个缓解痛苦的方法，是黄曼在参加公安部“大练兵”时，一位队友教她的。每当她情绪低落或者心情忧伤时，她都会对自己竖起大拇指，自我夸奖一番，总会取得出其不意的好效果。

　　黄曼显然不甘心今后的生活就在病床和轮椅上度过。“战友们一直在呼唤我，你们觉得我是个残疾人吗？不是，我一定会重新站起来。”黄曼是一位资深驴友，当她遭遇不幸的消息传到驴友圈，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个事实。黄曼从2001年起资助北川羌族自治县两名刚考上大学的贫困生读书，两人现在都工作了。可黄曼出事后，他们一直不敢面见她，“事情太突然，他们无法接受。还有好多朋友，到现在电话都不敢给我打，害怕听到我的声音后哭泣。”连朋友都承受不了的残酷现实，黄曼在事发一年多以后，已经能谈笑自如。她说自己不会对命运低头，今后肯定会继续当警察，从事她自小最向往的职业。成都市公安局训练处的教官表示，正因为黄曼有这种克服困难、挑战自我的精神，他们才决定新警员毕业前的最后一课，由教官、学员和黄曼共同完成。（记者 秦勤 摄影报道）华西都市报

2008年03月27日13:55

　　3月16日，摩根大通宣布以2.4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成为美国次贷危机中又一“超常”新闻。 一家有5000亿美元资产的知名投行为何如此低价贱卖？经济学家谢国忠说，因为“现在没有人知道贝尔斯登的资产当中究竟有些什么、究竟值多少钱，甚至连最终可能损失多少都没人知道。”

　　但人们已经知道，如果摩根大通不“出手”，贝尔斯登就会轰然倒下，那将引发一场无法收拾的金融崩盘。同时，也使人们警觉，美国为什么不把任何一家哪怕危机累累的银行贱卖给别人？

　　持续一年的次贷危机，本身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其中一个又一个的漩涡，扑捉迷离，连漩涡中的人都不知底细，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到底有多大？究竟有多少家投行及金融机构买了多少次贷衍生品？次贷危机如何殃及全球经济？美国到底怎样抹平次贷危机？次贷危机何时能见底？……这些问题，人们自然就更难找到确切的答案了。这正是次贷危机的可怕之处。

　　现在能确切感到的是，这次金融风波是一场典型的“美国式危机”：高智商人群在非同寻常的、虚拟梦幻般的现代经济中运作出事了，而且美国危机了，其他国家也跑不了，因为次债早已把大伙儿牵扯进来了，现在你们都得来救我，救我就是救你们自己。

　　美国梦，带了金融创新的傲慢，带着全球经济引擎的信用，带来高额回报的预期，虚拟经济世界的诡异，把半梦半醒之间的人引向那里，梦醒时分，全世界的实体经济却已阴影笼罩。

　　这场带着些许现代荒诞色彩的“美国式危机”酝酿、发生、传播、扩散的故事是这样发生的……

　　第一步：酝酿

　　美国吹起一个一个泡泡

　　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低收入者或金融信用不高的人群。按美国房屋贷款原来的严格审查程序，他们是不太可能获得购房贷款的。但低收入者的住房，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只要降低贷款的门槛，购房的需求就会释放出来。

　　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一些从事房屋信贷的机构，开始了降低贷款门槛的行动，不仅将贷款人的收入标准调低，甚至没有资产抵押也可得到贷款买房，进而形成了比以往信用标准低的购房贷款，“次贷”也因此得名。

　　放贷机构可不是慈善家，他们不是提供“经济适用房”。获贷人“零首付”轻而易举地跨进了买房的门槛，过去没能力买房的人群一下就有了买房的条件，当然，与优质贷款人的固定利率、较低的贷款利息等相比，你肯定要付出更高的利息，贷款的利率也要“随行就市”浮动。对放贷机构来说，它可以从中获得比带给优质贷款人固定利率、较低贷款利息更高的收益。可谓“两头乐的好事”。然而，这一“设计”构建在了一个贷款人信用低的基础平台上，一旦贷款人无力如期付息还本，放贷机构烂账砸锅无疑，风险甚大。

　　上世纪末期，美国经济的景气，似乎淹没了这一风险。进入21世纪后，次贷风行美国。尤其是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美国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从2000年到2004年，连续25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从6.5%一路降到1%，并从2003年6月26日到2004年6月30日期间保持了一年多的时间。这一切如同为消费市场打了“激素”。

　　利率低到了1%，贷款买房又无需担保、无需首付，且房价一路攀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有位在美国的朋友告诉说，他1999年花160万美元买了一栋别墅，2003年出手时卖到了320万美元，“这样的投资机会放在眼前，不买房子简直就是白痴”。

　　美联储储蓄低利率和房产价格一路飙升，编织出一幅美好的前景，巨大的诱惑驱使着次贷在美国的欣欣向荣。有数据显示，次贷发展最快的时期是2003~2006年，这几年恰恰是利率最低的一段时期。放贷机构坐收超常利润，贷款人赢得房产“升值”，50万美元买了一套房子，2年后价格升到60万美元，贷款人将房子做为抵押再贷出钱，也就会买几处房子，坐收房地产价格上涨的渔利，一切感觉良好。到2006年末，次贷已经涉及到了500万个美国家庭，目前已知的次贷规模达到1.1万亿至1.2万亿美元。

　　假如美国的房地产价格可以一直上升，假如利率持续维持超低的水平，次贷危机也许就不会发生。然而，这只是格林斯潘“吹出来的连环泡泡”。利率不会永远处于降息周期，经济周期更意味着不会总是无限增长。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2005年到2006年，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那套60万的房子又回到了50万，然后迅速跌到40万，抵押品贬值了，还是那套房子能从银行贷出的钱减少了，而储蓄利率上升了，贷款利率也相应上升，次贷是浮动利率，于是要还的钱增加了。

　　本来次贷贷款人就是低收入者，这时候，他会怎么办，还不了贷款，只好不要房子了。贷款机构收不回贷款，只能收回贷款人的房子，可收回的房子不仅卖不掉，而且还不断贬值缩水，于是不要说什么盈利，就连资金都转不起来了。从2007年2、3月开始，美国一些次级抵押贷款企业开始暴露出问题，首先是新世纪金融公司因频临破产被纽约证交所停牌。

　第二步：扩散

　　美国式危机的逻辑轨迹——

　　一个也躲不了

　　如果只是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企业出了问题，并不一定导致一场牵动金融全局的次贷危机，因为次贷本身的规模是可以确定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数据：美国次贷占美国整个房地产贷款的14.1%，大约在1.1万亿到1.2万亿美元，而其中的坏账，据高盛的测算是4000亿美元。2006年，美国的GDP为15万亿美元，一个可以确知的危险并没有那么可怕。

　　次贷之所以酿成危机，是因为次贷早已经通过美国金融创新工具——资产证券化放大成为次级债券，弥漫到了整个美国乃至全球的金融领域。

　　美国的抵押贷款企业，显然知道次贷高回报的背后是高风险，他们不仅需要防范风险，更需要找到不断扩展自身资金的新来源，以“抓住机遇”支撑更大规模的放贷，来获取更多的市场收益。一些具有“金融创新”工具的金融机构，恰好为他们创造了机缘：将一个个单体的次贷整合“打包”，制作成各种名字的债券，给出相当诱人的固定收益，再卖出去。于是，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对冲基金、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金融机构，面对这样的“稳定而高回报的产品”，自然眼睛发亮，产生慷慨解囊的冲动，抵押贷款企业于是有了新的源源不断的融资渠道，制造出快速增长的新的次贷。

　　这些债券本来是从一些低质资产发展而来，“金融创新”则使这些低质资产通过获得信用评级公司的评级获得了AAA的高等级标号，以光鲜亮丽的外表出现在债券市场上。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教授章政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经过一系列操作，原本高风险的次级债，仍可分割出一部分评为AAA级，从而成为了投资者的一种选择。”

　　当时，它们确实有着格外的诱惑力——高额回报率。重利之下必有愿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凤英在接受《环球》杂志记者采访时说，“在"打包"时，次级贷款的债券被分为三档：优先产品、中间产品和股权产品。优先档是其中质量比较好的，利率低。股权档的利率最高，高到50%~100%甚至可以到两倍的回报率”。正是如此之高的回报，吸引了投资者，比如对冲基金。投行贝尔斯登就买了这些次级债的股权产品。

　　目前，美国这些次级债券基本分散在五类金融机构手中，包括银行(31%)、资产管理公司(22%)、对冲基金(10%)、保险公司(19%)和养老基金(18%)。

　　次级债进入债券交易市场后一度“不俗的表现”使投资者淡忘了它的风险。但是，当房地产泡沫破裂、次贷贷款人还不起贷时，不仅抵押贷款企业陷入亏损困境，无力向那些购买次级债的金融机构支付固定回报，而且那些买了次贷衍生品的投资者，也因债券市场价格下跌，失去了高额回报，同样掉进了流动性短缺和亏损的困境。

　　那些购买了房地产次级债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自去年3季度开始，金融机构开始报告大额损失，反映了抵押贷款和其他资产的价值大幅下跌。截至2008年1月底，花旗、汇丰、UBS、美林、摩根斯坦利等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已对900亿美元以上次贷相关资产损失进行了撇账处理。这个名单里还有法国的兴业银行、巴黎银行，英国的北岩，瑞士的瑞银，其后大概还有买了不少债券的德国银行。总的来说，现在的损失就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

　　陈凤英认为，是资产证券化使次贷危机成为一个黑洞。她分析说：“证券化是个谜，分成上述三种债券后，谁购买了哪种类型，买了多少是不清楚的，每个月的坏账和对冲是多少又不清楚。”

　　美国的金融产品、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创新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次贷这样一种创新使美国不够住房抵押贷款标准的居民买到了房子，同时通过资产证券化变成次级债，将高风险加载在高回报中，发散到了全世界，当风险冒出来，就脱不开“连带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凡是买了美国次级债的国家，就要被迫为美国的次贷危机“埋单”。

　　正如沃伦·巴菲特所警告的，投资者已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发生的事情中认识到，这些证券可能是“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如同弗朗肯斯坦创造的怪物。是的，美国创新了一个怪物，美国人住上了房子，还不起钱就跑了；美国的债券却卖到了全世界，这些银行、基金等无处可跑，于是各国“央行直升机群”来了，向美国银行大把撒钱。美国人不说主权基金不好了，他们欢迎这些钱进来挽救美国，但是他们其实不会把任何一家哪怕危机累累的银行贱卖给你。这就是美国式危机的表现和逻辑。

　　 第三步：转移

　　全球股市陪伴美国震荡

　　北京大学中国信用研究中心教授章政指出，“美国次贷危机的信用传导链条的核心是风险转移，上游机构不断将风险转嫁给下游，在每一个转嫁环节中，投资者都将评级作为决策的一个重要参考。”美国在上游，其他国家在下游。

　　这场美国次贷危机的击鼓传花进行到2007年7月，鼓声骤然而停。又是评级机构点燃了次贷传导的导火索。

　　信息不对称使次贷衍生产品的投资人对评级机构有相当高的依赖度。可是，评级机构只能用建立在历史数据之上的计量模型来推算违约概率。一旦房价、利率变化，模型原有的假设条件不复存在了。

　　2007年7月，几家著名的国际评级公司下调了美国的1000多只按揭贷款抵押债权的评级，导致市场出现恐慌，而监管当局也没有提前预警次贷风险。美国市场不断有抵押贷款公司停业、倒闭以及金融企业涉足抵押贷款业务败绩累累的消息公布。

　　造成股市动荡的另一个力量是对冲基金：很多规模庞大的对冲基金参与到次贷市场。美国对冲基金的总规模约2万亿美元，控制的资金高达8万亿美元，足以影响约20万亿美元的美国股市。许多对冲基金有相近似的证券组合和交易条件，实质上在相互交易。次贷危机出现之后，特别是去年8月3日，贝尔斯登宣布暂停赎回3只按揭贷款对冲基金，立即造成股市恐慌，引发骨牌效应。8月16日，由于投资者恐慌情绪，道指一度暴跌343点。

　　从2007年8月3日到16日，这种恐慌持续了近两个星期，然后恢复了平静，这与美联储的救助行为有关。17日，美联储宣布将贴现率降低0.5个百分点，以帮助恢复金融市场稳定。受这一利好消息影响，纽约股市当天大幅反弹，道指上涨超过230点。由于发达国家央行纷纷介入金融市场，投资者信心得到鼓舞，纽约股市大涨小回一路攀升，并在10月9日创出历史新高。

　　但随着花旗、美林等华尔街巨头相继公布亏损的财务报告，加之房地产持续不景气，美国消费开支受到影响，从10月下旬开始纽约股市再次下探，金融类股票领跌。

　　2008年1月到2月，一系列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已经放缓，衰退几率上升，美国股市和全球股市跌声一片，即使是美联储注资2000亿美元，美国股市依然只出现了一天的反弹，随后又一次下跌。可见人们对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忧虑和明显的信心不足。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副主任吕随启对《环球》杂志表示：“在股市上，大多数国家和美国股市都是荣辱与共的，不可能存在美国股市低迷，其他国家股市一枝独秀。”

　第四步：发散

　　美为自救，让金价、油价发飙

　　比较各国麦当劳“巨无霸”的价格，或者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星巴克大杯拿铁咖啡的价钱，都会发现美元兑经合组织多数成员国货币的汇率都出现了下跌。

　　美元贬值是美国政府转嫁和化解次贷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此次信贷危机很可能标志着美国作为全球经济最终消费者的局限性。经合组织在去年底发布的《经济展望》中指出：调整已在进行之中。

　　该组织预测，2007年美国内需最终仅会增长1.9%，低于2006年的2.9%，2008年的增幅将进一步放缓至1.4%。2007年和2008年，随着美国实际贸易赤字缩减，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为正值：2007年贡献0.5个百分点，2008年为0.4个百分点。如此，美国正将前些年“出口”到全球其他地区的刺激因素重新“进口”回来。信贷紧缩很可能会加速这一过程。因此美国需要净出口强劲增长。同时，美元贬值所造成的通胀只要在美国人尚可承受的范围内，通胀也会发挥积极作用，美国人还贷实际上减少了。因此美国政府纵容了美元不负责任的贬值。

　　石油价格和黄金价格是同向的。吕随启说：“美元贬值就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石油价格和黄金价格上扬。我们所观察到的石油价格上涨，也是以美元计价的石油才升值，而以欧元或其他硬通货来计值的石油并没有那样上涨。投资者抛售美元，而购买石油黄金来使资产保值，从而推动石油、黄金增值。”

　　油价和金价的上涨与美元贬值有直接关系，而美元贬值则是美国在出现次贷危机后挽救经济的手段，由此可以判断，油价、金价的上涨，间接地受到了次贷危机的波及。

　　3月18日，美元开始出现反弹，并持续到20日，同时黄金价格和石油价格下降。中国农业银行总行高级分析师何志成对《环球》杂志表示：“美元反弹将持续一段时间。”他分析美元有两个利好：一是市场最担心贝尔斯登的倒闭事件，会不会传染到更大的银行或金融机构。而在“雷曼兄弟”于18日公布了“优异”的年报之后，市场的忧虑减轻。该投行目前共有1000亿美元现金的风险储备，相当于其抵押资产的54%，大大高于贝尔斯登31%的比例。市场有觉悟者认为，贝尔斯登流动性枯竭的悲剧，可能意味着市场已接近底部，因为美国的大银行不会出大问题；

　　二是各国央行没有减持美国债券。美国财政部3月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海外投资者在1月份净买入了472亿美元长期美国证券，略高于去年12月份。其中各国中央银行等海外官方机构净买入了361亿美元的美国国债，12月份为净买入110亿美元。另外，海外投资者在1月份还净买入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和联邦住房贷款抵押公司等美国政府资助机构的债券总计193亿美元，12月份为净卖出33亿美元。

　　由于日本、中国、石油出口国等外汇储备大国在1月份持有的美国国债是增长的，反映了各国央行没有在美元大幅度下跌时信心动摇。

　　凯恩斯曾将黄金称为“野蛮的遗迹”。现在，“黄金野蛮人”正在使劲敲打美联储的大门，宣称美元是过去流动性过剩和宽松货币政策的牺牲品。疲软的美元并非一张消灾卡。由于美元走软正加剧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债券收益率，美国政府也许这次真的不愿意美元再跌了。

　　下一步：思考

　　虚拟经济梦醒时分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与现实越来越纠缠不清的世界。虚拟世界曾经许诺了梦想，但梦总会醒来。2000年，世界从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堕入现实，2007年金融体系的虚拟之梦再次被打落尘世。

　　在虚拟的金融体系，人们看到的是那些叫做ABS、ABCP、CDO、CDS、SIV的证券。普通人见到这些如堕雾中，根本搞不清，即使是那些买了这些债券的投行、对冲基金对其也并不了解，他们大多也是以评级机构的评级作为参考的。同时，这里面还夹杂着对一个强势国家的信用迷信。

　　而当虚拟的金融体系出现危机时，人们看到的是各国央行直升机群在协同行动，向市场撒钱——真正的钱。美联储、加拿大央行、英国央行、欧洲央行、瑞士央行在救助陷入流动性缺乏的投行。

　　有学者认为，次贷危机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比如评级机构的信息多于其他人)与“道德风险”(认为如果很多金融机构同时遭遇困境，政府将出手挽救)相互作用的结果。

　　央行的救助并不是免费的，提供流动性时需要商业银行提供抵押品，需要支付利息，不是无偿拨付。这就是为了防范道德风险，避免公众和金融机构有不切实际的预期。此外，央行的注资大多是隔夜的，七天、一个月甚至三个月的注资很少。比如欧洲央行今天提供了900亿元的流动性，明天又提供了600亿元的流动性。其实第一天提供的900亿在第二天就到期了，第二天提供600亿元流动性时实际收回了300亿。

　　房产和信贷紧张度已渗入了更广阔的经济领域(《环球》2008年第六期《不确定因素增加的年代》一文分析了次贷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净出口在增长，消费在下降，支撑全球消费的接力棒将传到谁的手中？

　　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在《金融资本主义如何转型？》一文中指出：“20年来，我们见证了全球对地方、投机者对管理者、乃至金融家对制造商的胜利。我们正见证着20世纪中叶的管理资本主义向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在这场转变中，创新是一把双刃剑：新的金融衍生品使银行的风险得以分散，让更有能力承担的投行和各种基金来分担；但也正是创新制造的弗朗肯斯坦式的怪物——证券，搅动了全球经济，至今让人们忧心忡忡。

　　次贷危机暴露了金融资本主义面临着监管的巨大挑战——那些玩火者应该知道什么是疼，而各国央行的救助规模越大，意味着将来对金融机构实行的监管也就必须越严厉。

　　这可能也提醒了人们：如果美国的金融监管到位的话，次贷还能酿成危机吗

2008年03月27日11:49

　袁庚，改革开放的马前卒。1961年任中央调查部一局副局长，曾破获轰动世界的国民党谋划暗杀刘少奇的“湘江案”。1975年10月，他调任交通部外事局副局长，受部长叶飞委派调查招商局经营状况。完成调查后，他写了一份请示报告，他在报告中所提的建议成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具体内容。1978年，他主持招商局工作，率先提出要在毗邻香港的宝安县（今深圳）建立一个外向型的工业区，选址深圳南部南头半岛一隅。

　　袁庚在蛇口开始“破冰”——他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第一个进行民主选举；在全国率先实行人才公开招聘；第一个改革人事制度，冻结原有级别、工资等级，实行聘用制；第一个实行工程招标；第一个进行分配制度改革；第一个实现住房商品化；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第一个企业自办的对外开放港；创办第一家企业自办的股份制银行；创办第一个股份制保险公司。他接手时，招商局只有1．3亿（人民币）资产，他离任时，招商局资产超过200亿。

　　重温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一句口号不得不提——“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一个地方不得不提——被誉为“特区中的特区”的深圳蛇口工业区；有一个名字不得不提——袁庚。

　　在那激情燃烧的年代里，袁庚率先提出的那句口号，如春雷般滚过中国大地，振聋发聩；他率先提出设立的蛇口工业区，比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事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早2个月，比经济特区早出生1年多……袁庚的名字和他的故事，早已被浓墨重彩地载入史册。

　　一个温暖的春日，羊城晚报记者再次拜访这位叱咤蛇口10多年的风云人物。

　　（一）

　　“哈哈……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袁庚这天很兴奋，他还是那么爽朗。他说，当年在蛇口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入党的初衷”。袁庚是一位怀有理想主义激情的政治家，他在蛇口这个2．14平方公里的“实验室”里冲击着当时的两个禁区：市场经济和行政体制。每次冲击，都拨动人们敏感的神经。

　　尽管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尽管1980年成立了深圳、珠海、汕头3个经济特区，但是，中国发展经济的路该走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当时存在极大争议。表面上看这是个经济问题，实际上却是政治角力。那时，没人敢提市场经济，更没人敢提政治体制改革，认为这都象征着资本主义。即使是改革开放的领军人物邓小平，1979年会见美国客人时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但一直未公开。直到13年后的1992年南巡，才得以公布。1992年以前，特区一直处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漩涡：一些人认为，特区与“租界”已没啥两样，特区只剩五星红旗是红的……要冒天下之大不韪，难！难！难！但袁庚竟然敢！

　　其实，袁庚对市场经济的诠释浓缩在“时间”和“效率”的概念中，通过一句口号喊出来。这句口号已被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博物馆，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座标。

　　蛇口的首项工程就是建设蛇口港，顺岸码头当年由交通部四航局承建。由于吃平均主义“大锅饭”，工人干得没劲，每人每天运泥20－30车。工程进展缓慢，袁庚着急。四航局工程处为了调动工人积极性，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超定额者，每超一车奖4分。工人热情高涨，主动加班，最多一人一天可运泥131车，领取4．14元奖金。

　　据统计，半年时间，工人为国家多创造了130万元产值，而平均每人每月得到的超定额奖金仅24．3元，只占多创产值的2％。然而，1980年4月，这一奖励制度被勒令停止了，重新吃上“大锅饭”，施工速度急剧下降。袁庚拍案而起，这4分钱的“官司”一直闹到胡耀邦的案头，经批示，才在8月重新恢复了超定额奖。

　　结果，工地运泥量又从每人每天20车猛增至100车以上。

　　（二）

　　袁庚提出了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袁庚的助手熊秉权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提议去掉中间一句，袁庚同意了。施工队用三合板做了块木牌，竖在太子路旁的显眼处。两天后，一个目不识丁的民工将这块牌子拆走当柴烧了。袁庚又命人做了一块，这次只提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其实，袁庚上任招商局不久，就深切体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是怎样看待时间的。袁庚到招商局做的第一笔生意——以6180万港元购买香港中环干诺道上一幢24层大楼，先交定金2000万元。买卖敲定的时间刚好是周五。招商局原想下班前交支票，然后一起吃顿饭，对方却坚持要下午2时之前。双方签字交钱，对方3个人匆匆下楼，跳上没有熄火的汽车，直奔银行。

　　袁庚说：“周六、周日银行不开门，如果不在周五下午3时之前将支票递进银行，就要损失2000万元3天的存款利息，以当时14厘息计是几万元。而在招商局，支票在家过夜是常事。我们鄙视市场经济，我们不在乎时间，结果百年老店招商局到我接手时一条船都没有，只有一个修船厂和一幢14层的破楼，所有的资产加起来才1.3亿人民币。以船运起家的招商局1950年起义时还有13条船，那时包玉刚才2条船。28年后，被称为船王的包玉刚已拥有2000万吨的船队。时间就是金钱不是没有道理。”

　　有人说，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然而，这句带给人们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价值观、效率观却给本来就咕嘟冒泡的水又加了一把火：社会主义建设怎能沾上铜臭？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它成了“姓社姓资”争论的火力集中点。袁庚说：“写这标语时，我是准备‘戴帽子’的。”在计划经济的思想还牢牢占据人们头脑时，袁庚借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引入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要胆识和勇气的。这句口号在中国争论时间之长，影响之大，史上罕见。1984年1月，邓小平视察蛇口时肯定了这个口号。

　　然而，特区“姓社姓资”的争论并没有因此而结束。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次老干部聚餐，大家都谈风花雪月，突然有人再提：“广东如此发展下去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举座皆惊，眼看唇枪舌剑将盖住满桌谈笑。袁庚举重若轻：“你说这是社会主义呢，老百姓就说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呢，老百姓就说资本主义好。你想老百姓说什么？”主持聚会的任仲夷哈哈大笑。

（三）

　　袁庚引入市场经济的理念和手段在蛇口创下了许许多多的“中国第一”，形成了“蛇口模式”。蛇口，冲破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束缚，不仅是深圳改革的先行点，而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借鉴。尽管是磕磕绊绊，但终于把中国带上了市场经济。蛇口，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的价值观。

　　不过，袁庚的另一项试验——蛇口民主选举却在他离休后戛然而止。

　　1983年4月24日，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理委员会成立，取代了原来的建设指挥部。 令人兴奋的是，这届管委会是由民主投票产生的。而且规定，管委会两年一届，每届均由民选产生，每年由群众对管委会成员投信任票，不信任票过半数就得下台，包括袁庚自己。袁庚说：“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有权选举和罢免干部，这至关重要。我相信可以改变一下干部结构和工作作风。由组织部门提名，上级批准的做法容易滋生干部‘人身依附’的观念。我想做一个不太小的改革，冒一点风险。”

　　民主选举设计的程序置所有候选人于众目睽睽之下。比如，群众投票前，候选人要发表施政演说，要回答群众的质询。

　　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发表《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指名道姓批评袁庚。袁庚不仅大为赞赏，还鼓励报纸要登批评文章，特别是批评领导的文章：“权力必须受到制约，领导必须受到监督。在蛇口办报，除不能反对共产党，不能搞人身攻击之外，凡批评工业区领导人的文章都可以不审稿。”很快，蛇口的新闻沙龙、压力团体纷纷而起，形成了良性的民主氛围。袁庚说：“我们提倡蛇口人的政治风格和民主风度，蛇口人要有良好的透明度，肝胆相照，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蛇口才会朝气蓬勃。”

　　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立基当年就曾被群众选入领导班子。他说：“那时候大家把最优秀，最有献身精神，最愿意为百姓服务的人选上来。其实，进入管委会工资要低于做企业管理者，而工作量却大许多，还要受到监督，而且没有什么权力。因为那时蛇口已实行财务总监制，在制度上看住你，这就是袁庚厉害的地方。虽然每届总有人落选，但是我们心情很愉快，一点不后悔，这个事业很有意义。”

　　对于蛇口的做法争议极大。顾立基说：“这种改革适合政府不适合企业，但当时管委会是政企合一的，它有积极的意义。”事实上，正因为是政企合一，不是纯粹的政府，袁庚才有机会按照他的理想去改革。选票的力量就是在袁庚离休前的10多年里，蛇口工业区的领导干部虽然掌管人事权和数以十亿计的财权，却没有发现过贪污受贿一类的案件。袁庚离休，蛇口恢复干部委任制后，贪污、受贿案时有发生，甚至当年蛇口的优秀干部虞德海在离开蛇口后，因“土壤”不同了，也成了全国闻名的巨贪。

　　每一次见到袁庚，我都有一个极大的疑问，蛇口的民主选举，舆论监督轰轰烈烈十几年，随着袁庚的离休，一夜回到改革前，这十几年的“功课”不是白做了吗？袁庚说：“1878年，爱迪生在门罗帕克实验室里最初点亮的白炽灯只带来8分钟的光明，但是这短暂的8分钟却宣告了质的飞跃，世界因而很快变得一片辉煌。最初那盏古拙的灯泡，它纤弱的灯丝何时烧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确确留给人们对不足的思索和对未来的希望。”

　　一位当年的亲历者说：“蛇口工业区是企业，选举应该是政府班子，而非企业领导。蛇口的选举只是民主的尝试，让大家逐步习惯，明白自己也有真正的发言权，体验决定谁来当领导时也有自己一票。这就是选举的社会意义。”原《蛇口通讯》总编辑韩耀根认为，眼下的中国，毕竟民主选举已经从基层开始了。

　　袁庚今年92岁，每天都还在背诵他年轻时喜爱的《藤王阁序》，看中央电视台戏剧频道的京剧，那是他当年在北京工作时上的瘾。报纸也是每日必读，他指着自己的脑袋：“不然就傻乎乎了。”望着阳光下他那坦荡荡的灿烂笑容，我在想：这位老人的思想是“天马”吗？从不会被什么观念羁绊住吗？

　　记者手记

　　当年，记者被羊城晚报派驻深圳记者站，亲历了蛇口工业区管委会的民主选举和信任投票。记得有一天晚上，在蛇口育才中学的阶梯教室，人挤得满满当当，蛇口工业区第二届管委会候选人的答辩会正在举行。包括袁庚本人在内，所有候选人都必须回答选民的质询。

　　选民的问题很尖锐，常令候选人汗流浃背。某位候选人的女儿调入了工业区，选民毫不留情地问：“你女儿是怎么调入工业区的，干什么工作？”一位候选人驾车外出时出了交通事故，选民问：“你驾车外出是为公事还是私事？养伤期间你是否继续拿奖金？”候选人当然可以“无可奉告”，但可能会失去选票。这次选举，有3位第一届管委会成员“落马”，包括袁庚的智囊梁宪。袁庚也不是全票当选。这让记者大为吃惊，因为这种场面不可能在内地出现。

　　因为“官”是选出来的，“官”在选民的监督之下，一个房地产公司管理员才敢叫停工业区总经理乔胜利周末在家装空调；供电公司总经理丁传作才会因工业区2小时40分钟的停电而引咎辞职……

　　采访袁庚，采访蛇口，采访特区，总为当年的燃情岁月而激动，钦佩改革者的勇气和奔放的思想。而今天，还有多少人有这样的胆略呢？

　　虽说是时势造英雄，但在中国，领袖的作用可能更大。比如，袁庚的改革每到僵持不下时，都不得不请尚方宝剑。袁庚以其人品，以其理想，以其能力在蛇口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改革试验。但是，随着他的离休，许多改革消亡了。蛇口的民主选举、信任投票和公众人物公众监督坚持了10多年，终究没能过渡到政府。做改革的实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难，要随时准备“丢乌纱”，将改革成果程序化、制度化更难。其实，当年已有有识之士在讨论蛇口的“袁庚之后”。

　　“蛇口的经验可能过三五十年再拿出来会有用。”采访中，一位当年蛇口的创业者对我说。蛇口和特区当年冲破重重思想束缚，杀开血路创新的制度有些在今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有些被各种文件、制度堵回去了。关键是人们的观念被“新传统”、“新模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被不断增长的“GDP”滋养得不思进取了。幸好，有人仍有改革的激情。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顾立基有感道：“第二次思想解放是个很好的课题。”

　　广东与香港近在咫尺，改革开放30年，广东的经济迅速发展，直追香港。但是，政府的清廉、政府效率、政府透明度、管理水平仍与香港有较大差距。顾立基提出，以深圳为试点，与香港政府“对标”比较，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看谁更有效率。

　　第二次思想解放会让蛇口、深圳、广东再一次成为试管，再一次成为新观念、新体制的原创地吗？

80后 市场经济下的蛋

　　□ 《记者观察·民声》主笔 汪洋

　　“80后”一代正处在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可以说呱呱坠地始就遭遇了市场经济的疾风骤雨。他们记事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阶段，因此他们注定要承受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剧烈阵痛。

　　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衣食无忧，他们成长于一个相对单纯的空间，然而他们在毕业就意味着失业的现实中，不得不在生存与竞争的双重压力下寻找发展空间。 因此他们必然活得比父辈们累，活得孤独。

　　他们离经叛道，但遵守游戏规则；他们崇尚自由，但不排除合作；他们追逐财富，但讲究取之有道。他们北漂，缘于有梦。一个个奋斗的梦，有梦就有希望。他们离开家庭温暖，走出熟悉的环境，背井离乡，只身闯荡京城，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漂流动荡之中。他们哭过，消沉过，动摇过，但他们从来没有后悔过。他们用自身的行为打破了中国传统小农经济超稳定的结构。

　　我认识的一位记者，离开省城来到京城，住地下室，在未找到工作时，身无半文，曾经三天未吃过一顿饭，被逼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可以找同学借，或者让家里寄钱，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硬挺了过来。他清楚放弃就意味着失败，他明白大都市的机遇和发展远远大于中小城市，他绝不是来北京混吃混喝的外省人。

　　鲁迅在小说《伤逝》里面曾说：一要生存，二要发展。生存与发展两个不同数量级阶段，生存是基础，发展是动力。在这组“80后”的文章里面，主人公都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小人物，面临生活压力，不抱怨，不放弃，乐观向上，默默前行。上班要挤三个小时公交车地铁，生活成本高，生活压力空前，睡眠严重不足，冬天的小屋没有暖气，甚至没有钱吃饭，且放弃优越的没有任何压力的小城市生活，放弃国外丰厚的待遇，他们中一个人说得好：“人不应该总是埋怨客观环境，在大城市，只要你拼了，就能出成绩，这个城市就承认你，越得到承认，你的心态就越平和，就越出成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代表他们的心声。

　　纵观历史，大清朝湖广填四川，带来盆地的空前繁荣；百年前山东热河的汉民闯关东，无意间成为传播内地文化的使者，造就了东北地区的人丁兴旺。如今，80后外乡人独闯北京，也烙上这个时代的印记。比之祖先，他们的行为是主动而非被动，这是“80后”鲜明的特质：张扬个性，崇尚自由，务实求发展，看重结果但不排除追求过程中痛并快乐的喜悦。

　　以前为理想，现在为梦想。理想可望而不可求，梦想则可随时变成现实。他们比父辈更注重实际。他们没有父辈解放全人类的理想担当，也很少有父辈那种高昂的英雄主义情结，甚至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连保尔·柯察金这样的钢铁楷模也不知道。他们缺少上世纪七十年代“存在即合理”的事功色彩，以及叩问人生道路在哪里的迷茫。他们不追求崇高与伟大，不抱怨现实，甚至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豪言壮语，他们务实，平和，很在乎个人价值。他们不太看重他利，更看重己利。首先是活着，然后才是奋斗，他们衡量道德价值的标准不是荣誉、崇高、理想，而是财富、积累、成功，他们已经蜕化为彻头彻尾的市场化的“经济动物”。

　　如果说欧洲19世纪中叶“城外人”纷纷涌向巴黎、伦敦，向往浮华的都市生活，追求享乐，上世纪初美国西部淘金热展现的是新大陆西部拓殖的冒险主义精神，而今中国“80后”这个庞大的新生代，集多重性格组合于一身：力求稳定，又不甘于寂寞，义无反顾追求冒险，又谨小慎微患得患失，既儿女情长小资情调，又寻找刺激江湖豪气。“漂一族”、“希望一代”、“垮掉的一代”、“网络一代”、“孤独一代”、“自私一代”??很难用一句话准确概括这个群体的基本特征。但万变不离其宗，个人奋斗、我行我素、追求成功的基本价值的信念始终不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校正一贯的价值评判标准，不得不换种思维，摒弃传统道德观，制定新的衡量体系。

　　“80后”是个不新，但依然非常有意思的命题。他们是冉冉崛起的一代，正在成为中国“人才蓝筹股”。 今年不少“80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佐证他们步入主流社会的时间不远了。

　　关注“80后”，就必须关注他们活着然后奋斗的生存轨迹，接受他们正在成熟的事实，他们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下的蛋。

　　在大城市，只要你拼了，就能出成绩，这个城市就承认你，越得到承认，你的心态就越平和，就越出成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80后”的北京时间

　　□ 《记者观察·民声》记者 吴佳男

　　农历正月十五清晨，天还没完全亮，住在北京回龙观华龙苑北里2号楼的小K被手机闹铃叫醒，他迷迷糊糊地起床，在洗手间里胡乱地洗了一把脸，扯过衣服，拎过包，锁上门，“蹬蹬蹬”地跑下楼。

　　楼下，马路边上，已有不少和他一样，睡眼惺忪，身体打晃的年轻人等在公交站点了。大家的目的地一样：挤371路到霍营，再转城铁13号线到市区上班。

　　小K向自己住的那栋楼望：那些格子一样的窗口内，几乎都亮起了灯。

　　他苦笑一下，回龙观，名副其实的“睡城”：住户几乎都是上班族，清早去上班，晚上七、八点才回，白天里，整个小区人气严重不足。

　　到了城铁站，车很快来了，人潮“哗”地一下涌进车厢，瞬间填满了所有缝隙。车子发动，早晨第一缕阳光射进来。

　　公交地铁交响乐

　　据《北京市200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7年末，全市常住人口163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52万。其中，外来人口419.7万人，增加36.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5.7%。这些人中，专科以上学历的，约占10%。

　　阿花便是那10%群体中的一员，“漂龄”一年。和小K要倒13、2、1号三次地铁上班不同，阿花要幸运一点，因为只坐一趟公交，之后再坐2号线，三站即达。但即使这样，阿花也不敢大意。

　　每天一大早，“300快”公交车一到站，原本排成长龙的队伍瞬间变得臃肿不堪。阿花和别人一样，争先恐后抢占有利地形向上挤。平时阿花能拼过别人，而这一次，不知是不是没吃早餐的缘故，她失败了。车门关上，超负荷的公交车“哼哼”着向下一站驶去。

　　阿花很郁闷，因为这次失败，意味着迟到，意味着当月的奖金被扣除。

　　终于挤上地铁。站在靠门的一个座位前面，阿花死死地抓住吊环，用后背抵挡着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座位上的那个女孩和阿花的打扮差不多，此刻正抱着臂膀，低着头小睡，车子晃动，或者到站时，她会微微抬起头，把眼睛撑开一条缝，之后马上又闭上。在她头顶的车体墙壁上，一则房地产广告里写着：“不管未来怎样，先弄套房再说”。

　　车厢里更多的人，看报纸的看报纸，看车体电视的看电视，看表的看表，无一例外的，面无表情。车载电视上，正介绍着某个奥运项目，同时底下跳出“距离北京2008奥运会还有15*天”之类的字样。

　　相对于阿花，来北京3年的小K上下班行程很艰难。

　　每天早上7点半左右，13号线到达西直门站，小K费力地从车厢里挤出来，又随着如潮的人流换乘2号地铁。这个换乘站比较特殊，换乘要走两段，一段地上，一段地下。地上这段，专门设置的几道栅栏人为地控制了高峰期的人流。“高峰时段，在这儿要多耗费10多分钟，人挨着人，设计得太差劲了，怎么就不能连在一块儿？真是烦透了。”小K说。

　　8点45分，小K终于走出地铁，再步行10分钟，走进办公室，开始一天的工作。

　　迷茫中的曙光

　　巨大的北京，拥有着巨大数量的人口，每一天，这些流动人口在检验着这个城市的消化系统。每日近1千万的出行人员，对于只拥有3万余辆运营车辆、800多条公交线路，以及114公里地铁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旦发生天灾，或者交通事故，城市的某个点上，瞬间就可能瘫痪。

　　工作在西单，住在知春路的成都女孩落落来京前就被北京的朋友告之：每次出门，必须预算出两个小时，或者更多。

　　“在老家，每天走着上班才只半个小时，现在这种强烈的反差，让我要发疯。”落落坦承：每天3个多小时的上、下班行程，消耗了她太多的能量和激情。

　　“休闲时间一直那么少，每周末想找人聚聚，就得上网查地图，还不一定走对，于是什么心思都没了。即使决定去，那也意味着早上起床后就开始筹备，之后，和正常下班差不多晚才能回家。”

　　休息日，落落也要计划一下：周六上午睡个懒觉，补充睡眠；下午，整理房间，洗衣服。周日，出去购物，晚上做顿比较丰盛的饭吃。之后，早早睡下，以便于第二天能有精神上班。

　　“在地铁里，你已经很难分清哪些是白领，哪些是学生，或者别的什么身份的人。有些人早上还很光鲜，晚上就委靡得不成样子。”来京近4年的小诺说他能惟一能感知的，就是所有人的内心都很焦躁。他对这个城市里和他相似的人做出了一个基本的描述：地铁里苍白疲倦的脸、小饭馆里扎堆吃午餐的三五同事，花几百元甚至上千元与人一起合租房子，去折扣店买反季服装。

　　“在北京，最折磨人的是租房。4年里，我换了七、八个地方住，王府井边上，三里屯附近，传媒大学那儿，南三环到西三环，我都呆过。几年间交给搬家公司的钱都有二、三千了。”小诺说。

　　“很幸运的是情况好了点儿”，去年11月份，小诺终于在苹果园附近买了一个“小两居”，为此，他每月要交出工资的三分之二：按揭、物业、水电煤气。

　　虽说算是安定了，但每天中午，小诺还是要在中午11点半左右，从中关村“长远天地”的某个单元门里出来，在街边买一份5块钱的盒饭，之后拿到楼上吃。“有人担心不干净，但我暂时管不了那么多了，何况还给一个水果呢。”他露出憨憨的一笑。

　　和小诺相比，半年前辞掉哈尔滨的工作，带着各种证件来京的小郑坚信“在北京可以找到梦想”，但现在不说工作，仅这种“紧张的，高强度的，虚耗掉太多的”生活节奏就让他感觉到了迷茫。

　　等待这个城市的包容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张远帆认为，随着高校扩招后第二、三批大学生“下线”，“新京漂”规模空前扩大，竞争更为激烈。同时，近一两年，在物价上涨，奥运临近等因素的推动下，80后“新京漂”正遭遇拐点。

　　《民声》记者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的信息似乎印证了张教授的观点。许多采访对象表示，来北京前，很自信，坚信“脑袋里有东西”，就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来到北京后，他们发现想像和现实果然有距离。

　　晓辉是北京东城区某医院的一名护士。本来，以她的学历和能力，可以在家乡的中上等医院里做一名医师。“事实上，我们这儿比社区医院级别高不了多少，可我只能当护士，而且，人家在编，我是聘用。”晓辉表示她能理解院方“医师本地化对医院有好处”的说法，毕竟，此类医院的绝大多数病人是“北京土著”，“但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我认为，医生能力才是最重要的。”

　　和晓辉相比，2004年底从辽宁锦州来京，在外企工作的小丽不用担心“地方保护主义”，但她比较在意户口问题，因为男友刚来北京，还只是一家图片社的临时工，他们至少要有一个人弄到户口才可以考虑在京结婚的事情。起初，聘用单位答应给小丽办理北京市户口，但种种原因，户口未能办成。

　　一开始，她的情绪没受到影响，因为她很早就拿到了北京市“绿卡”（北京市工作居住证）。按规定，持“绿卡”满3年、符合条件的，可申请办理人才引进手续。

　　但现在，过去3年半了，小丽着急了。08年春节后她就一直在跑各相关机关，到现在为止，还不见有着落的迹象。

　　今年2月22日起，北京警方开始在全市大规模检查暂住证，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外地来京人员必须办理暂住证。

　　听到这个消息后，住在海淀黄庄北的小敏有点着急了。来京几年，每次遇到有来查暂住证的，她总是东躲西藏。“说实话，真不愿意办，那个证看着就别扭。但这次，办也就办了，为了奥运，查得肯定很严。”

　　在《民声》记者的采访过程中，许多人表示，现在看来，当初来京时定下的弄到户口、买房、买车的目标，不知不觉远了。

　　“先把工作稳定住再说吧。别的，养老、结婚、养孩子，都没敢多想呢。”

　　“城市还未包容他们。股市、房市、教育、医疗，甚至利率，每一种被圈定的市场之手都来剥他们一层皮。他们的生活节奏依然飞快，更多了紧张和压力，他们对未来已经没有了从容和预期。地位，也能说是高级打工仔而已。”著名学者余世存这样评价他眼中的这拨80后“外乡人”。

　　为“北京土著”而奋斗

　　据某机构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对本市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约27.96%。“从数据上可以看出，流动人口对北京的贡献不可小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位前官员说，“随着近几年北京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这种贡献有增无减。”

　　相对于小K和落落的悲观情绪，来京一年，同样属于上面提到的“外来流动人口”，在某视频网站迅速做到后台总监职务的刘冰却很理性，“人不应该总是埋怨客观环境，在大城市，只要你拼了，就能出成绩，这个城市就承认你，越得到承认，你的心态就越平和，就越出成绩，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刘冰的同事，从小在北京西城区长大的小蔡表示，“前两年，有的老北京人确实戴着有色眼镜，但近两年，情况好多了。活得有劲儿，有成绩的外来人员，北京人就很佩服。”

　　刘冰是个摄影爱好者，尤其喜欢在地铁里拍照，去年夏天开始，两块钱可以在地铁里随便转悠了，这个事实让他至今兴奋不已。“不在乎那几块钱，最主要的是心情舒畅了，每天少花四、五块钱坐车，这对有些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事。”

　　相比刘冰，在北京做了2年广告业务，正在买车的马锐则高兴于用暂住证也可以上车牌这个政策。“本来嘛！车牌这东西，上哪里的还不是一样开？”

　　“北京有浓厚的文化氛围，治安也好。我在这里能获得安全感”。曾在广州工作过两年的莫莫说。

　　马锐两年前来京的初衷很简单，工作挣到够花就行，主要是体验北京的文化。从小在家看电视，他就对“皇城根儿”、“前门楼子”、四合院、北京胡同等地方感兴趣，“向家里借些钱，我准备在这儿扎根了。”

　　春节过后，一直对出行恐惧的阿花听到了一个“利好”消息：今年6月份以后，她就可以在家门口坐新开通的10号线去上班了。

　　“自去年4月起至今，北京陆续开通了40余条公交新线路；今年6月，地铁10号线正式投入运营后，将极大减轻三环路的交通压力，支持CBD的扩大和发展。”北京市规划委总规划师施卫良告诉《民声》记者。

　　“事实上，选择了一个城市，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无论在北京，还是在自己的家乡。“刘冰准备通过三到五年实现寄居者到“北京土著”的过渡。“我相信我的未来会是闪亮的。”说这话的时候，刘冰的眼中有着亮亮的光彩。

2008年03月07日03:19

　高校独立学院须自授学位

　　《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发布 不得再用母校名义发证

　　本报讯 （记者周逸梅）教育部近日公布《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该办法将从4月1日起正式实施。《办法》规定，高校独立学院必须自授学士学位，此举意味着独立学院“母校光环”的减弱。

　　《办法》规定，独立学院对学习期满且成绩合格的学生，颁发毕业证书，并以独立学院名称具印，对符合条件的学生颁发独立学院的学士学位证书。而现有在校学生实行“老人老办法”，仍可获得“母体高校”的学位。目前，独立学院学生的毕业证都是由独立学院颁发，但学位证多由“母体高校”授予。

　　《办法》对办学者的资质做出了规定。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普通高校须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管理水平，较好的办学条件，一般应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社会组织，应当具有法人资格，注册资金不低于5000万元，总资产不少于3亿元，净资产不少于1.2亿元，资产负债率低于60%；参与举办独立学院的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个人总资产不低于3亿元，其中货币资金不少于1.2亿元。

　　《办法》规定，符合条件的普通高校一般只可以参与举办1所独立学院。独立学院的名称前冠以参与举办的高校的名称，不得使用高校内设院系和学科的名称。独立学院按不低于1∶200的师生比配备辅导员，每个班级配备1名班主任。

　　《办法》要求，独立学院举办者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抽逃、挪用办学资金造成独立学院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的，除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外，须提供在校学生的后续教育经费。独立学院终止时仍未毕业的在校学生由参与举办的普通高校托管。

　　■名词解释·独立学院

　　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并将此定性为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

2008年03月07日09:25

　中印边界动态令人不安 印媒体称印度不讲道理

    印度《展望》周刊3月5日文章，原题：孔夫子的教训。陆军参谋长迪帕克•卡普尔承认，印度士兵沿实际控制线巡逻时侵入中方所宣称的领土的次数，跟中国巡逻兵侵入我们所宣称的领土的次数差不多。这刺破了被部分匿名的安全人士越吹越大的气球，这些人一直将警钟敲得当当响。其实，自两国根据1993年《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决定从各自所认为的实际控制线后撤至少15公里以来，发生这种无意的侵入的可能性就已经存在了。

　　但此后多年，边界划分问题悬而未决，这不可避免导致双方派出巡逻部队，借以向另一方提醒自己的主权要求和保持对该地区的熟悉。如果中国近来侵入的次数与往年相当，那一定是侵入的力度和深度发生了根本变化。这种变化其实不令人意外，因为北京对中印边界谈判停滞不前日益不满。2006年11月中国领导人访印前一周，中国驻印大使提醒我们他的国家拥有对阿鲁纳恰尔的主权，此举发出了清晰无误的信号。去年5月中国拒绝将签证发给一名来自阿鲁纳恰尔的官员。加大沿实际控制线的巡逻是中方的第三次提醒。

　　印度对头两次提醒的反应是在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声明阿鲁纳恰尔是印度领土的组成部分。印度对第三次提醒的反应是向东北边界增兵6000人。仅在几周前，总理辛格访问阿鲁纳恰尔，并重申它属于印度。所有这些对抗举动都是基于对北京动机的深深误解。

　　新德里将中国近来的举动视为重提大体上已经解决的问题。这是建立在对1993年协定的理解基础之上，印度认为该协定意味着边界争端事实上的解决，只是准确的边界线划分尚待敲定。

　　中国人对印度的举动提出抗议，因为他们对1993年协定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从1962年中方的表态就可看出北京的立场：中国强硬拒绝了英国划分的中印边界的合法性，就如同拒绝英国对印度统治的合法性。中国人欢迎1993年的协定，因为它反映了印度愿放弃以前的主权要求，在历史、互利和妥协的基础上找到解决方案。因此，对他们来说，1993年的协定不表示结束，而是与印度真正谈判的开始。

　　印度视自身近来的行动为宣示主权，而中国人视之为关闭谈判空间的单方面行动。从作为中国治国思想的儒家观点来看，印度的举动是“不讲道理的”。中国因而卸除了诉诸武力的镣铐，这不意味着中国必然会那么做。但印度最好不要再次盲从国内政治而进行更多立法。令人不安的是，今天的局面越来越像1962年时的情形了。

2008年03月04日10:05

从不许问到舌战，中国新闻发言人25年　　

　　以外交部发言人名义主持记者会，并向中外记者发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

　　韩国《中央日报》2月28日文章，原题：“中国的嘴”——新闻发言人制度引入中国已25年 副标题—— 为了4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要准备100多个预想的提问回答 华盛顿打个盹的话，世界的目光就会转向地球的另一端，那就是中国的北京。因为人们想要看看这个从世界的边缘逐渐成为世界中心的中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正站在聚拢世人视线的那个地方，从他的话中，可以猜测中国的政策方向和中央领导层的想法。中国正式启动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1983年3月1日，到今年正好是25年。

　　第一次新闻发布会：记者不能提问

　　1983年3月1日，时任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作为中国第一位正式的新闻发言人站在了外国记者的面前。

　　但是如果追溯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引进的由来的话，则要回到1982年。l982年3月26日，在老外交部主楼门厅处，70多名中外记者手拿采访资料和录音设备将一个身着中山装的男子围在中央。他就是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钱其琛就中苏关系发布消息，但在场记者不能提问，这是外交部第一次以发言人形式举行新闻发布会。

　　与全世界记者的一场较量

　　2008年2月14日外交部新办公楼的新闻发布厅里，云集了300余名中外记者。下午2点45分，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新闻发言人刘建超大步流星地走出来，身穿西服的刘建超虽然先是问候了大家新年过得如何，但仍能感觉到他微笑里面有着时刻准备进行唇枪舌战的紧张感。

　　在发布了简短的消息之后，当记者提问时间开始后，一场激战也随之展开。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戳到中国痛处的斯皮尔伯格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一事，记者想知道中国的态度如何。接下来，台下记者的手不断地举起来，提出各种棘手、敏感的问题纷纷抛出，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关于“中国间谍”的问题，日本的“中国毒饺子”问题等等。刘建超一一作出回答，最后记者的问题都已经没有了，刘建超拿起水杯润一下喉咙，宣布今天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为了一个40分钟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一般要事先预想出100多个可能被问到的问题，并精心准备如何回答。

　　1983年3月，中国刚开始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时候，一周只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但不接受提问。

　　从那一年9月份开始，记者每个月有一次提问的机会。到了1988年才可开始允许记者在每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提问。1995年开始实行和现在一样的每周两次例行新闻发布会，1997年开始有了同声传译，可以用英语来提问，但是发言人是用汉语回答的。

　　新闻发言人——有代表性的升迁之路

　　在中国实行新闻发言人制度的25年间里，共有23名发言人。90年代后半期开始将发言人增加到2名，2006年开始实行和现在一样的3人轮流制。一般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任首席发言人，副司长任副发言人。成为发言人然后再高升，这是中国外交部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升职之路。因为通常在发言人的选拔上，不仅要求外语好，还要头脑灵活才可以。

　　中国新闻发言人的始祖钱其琛，现是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然后又升任为国家副总理。80年代末，作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李肇星，先是任中国驻美大使，然后又任外交部部长。90年代初期以语言犀利而闻名的发言人吴建民，先是任中国驻法大使，现在是中国外交学院的院长。

　　女性发言人中，以历任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的李金华开始，共有范慧娟、章启月、姜瑜等4位。在任时间最长的新闻发言人是现任首席发言人刘建超，他从2001年开始担任外交部发言人，到现在为止已经是第7年了。以头脑灵活而有名的刘建超，最近在和韩国驻京记者的谈话中曾说到：“现有的新闻发布会体系有没有需要再改善的地方？”体现了他的敬业精神。

　　在中国，由外交部首先开始实行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从去年开始几乎扩大到所有的中央政府行政部门中去了，对地方的采访限制也取消了。担负着与世界沟通任务的“中国之窗”——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现在甚至正起着使中国内部也广开言路的催化剂作用。（

2008年03月04日10:00

实习期间女生为情自杀 法院判学校赔偿6万元

　　一名中专女生在北碚带薪实习期间，与人发生感情纠葛后留下遗书跳水自杀身亡。昨天，北碚区法院以该生所读学校没有正确履行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对学生的死亡有一定的过错，一审判决学校支付死者家人6万余元。 但因该学校系企业办学，无法人资格，故要求这笔费用由学校所在的企业支付。

　　实习期间没有老师管理

　　据办案人员介绍，2005年2月，家住四川省乐至县大佛镇的小梅(化名)到永川某机电技术学校学习。2006年12月，小梅与其他几名同学以实习的名义到位于北碚区缙云大道的某齿轮公司工作。对小梅等人的这次实习，学校没有确定实习时间，没有制定实习计划、实习目标和考核办法，也没有派老师带队管理。学校允许小梅不再回学校上课，等3年学制期满后再回学校办理毕业手续。2007年4月30日，小梅与实习单位正式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劳动合同。

　　为情所困留下遗书自杀

　　法院同时还查明，小梅曾与同学马某于2006年3月开始谈恋爱，事发前刚与马分手20余天。2007年7月17日晚上，小梅将一份写有“与马发生了感情纠葛，因与马分手而不想活了”的遗书，放在宿舍后外出未归。第二天上午，马某等人四处寻找小梅未果。当天下午遂向其实习单位和学校报告此事。但两单位除要求马某继续寻找外，均未采取措施寻找小梅。20日，小梅的尸体在北碚区行政中心前水池内被人发现。经警方确认系小梅投水自杀死亡。事发后，学校支付了小梅的父母慰问补偿金13500元，同时小梅的实习单位也一次性向其家人支付了慰问补偿金8000元。

　　学校有过错被判赔6万元

　　去年底，小梅的父母认为学校和实习单位有过错，导致女儿自杀身亡，应承担赔偿责任，要求法院判令两被告赔偿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24536元。昨日，法院审理后认为，学校不正确履行甚至不履行教育管理职责，对小梅之死有一定的过错，遂一审判决学校支付包括精神抚慰金在内的费用共计63035元，同时减去学校以前支付的13500元慰问补偿金，要求学校在判决生效之日起3天内支付小梅父母49535元

2008年03月04日13:10

　新华网消息：据法新社2日报道，在中国东北城市大连一家造船厂的干船坞上，一艘30万吨的油轮正等待交付，这艘船是为丹麦马士基航运有限公司建造的，船身已被刷成了该公司标志性的蓝色。

　　不远处，一个美国诺布尔钻井公司定制的钻井平台正在建造当中。

　　这些都说明，中国正日益成为一个造船大国，而且正朝着2015年跃居造船业世界第一的目标稳步前进。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成(音)说：“去年，中国造船企业接到的订单已经超过了日本，仅次于韩国。 ”

　　这家公司是世界第八大造船厂，去年建成并交付船只32艘，合计达300万载重吨。

　　李成说：“中国造船业的发展得益于本地经济的迅速增长，因为经济的增长使得货船和其他船只的需求量增大。如果这个势头持续下去，我们将会超过韩国。”

　　从现在来看这个势头肯定会持续下去。这座造船厂的订单就已经排到了2011年。

　　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及其带动的进出口迅猛增长，并不是中国造船业成功的唯一原因。

　　全球航运业的繁荣也同样重要。中国造船厂的产品有80%都是用于出口。

　　发展的结果是，中国在全球市场的份额从2 0 0 6年的18%上升到去年的23%，而韩国和日本目前各占35%左右。

　　道达尔船用润滑油公司亚太地区负责人卡罗琳·于奥说：“中国最终(超过韩国)成为世界第一并不是没有可能。毫无疑问，中国有这个意愿。在中国确实有一股力争上游的干劲。”

　　她说，中国政府大力支持造船业的发展，向新的造船厂投入了大量资金。

　　目前中国造船业由两大国有企业统治：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其中后者是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母公司。

　　近年来，一大批由地方政府或私营集团建立，或是以合资企业形式成立的小型造船厂也开始陆续出现。目前这类小型船厂有3000家，而在十年前还只有350家。

　　与此同时，中国的造船厂也成功地建立起了良好的声誉。

　　于奥说：“中国的公司很注重安全和环境问题。它们都是大型而且非常专业化的企业，与美国或挪威的企业相比毫不逊色。”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客户遍布世界各地，其中包括瑞典的斯特纳公司，以及挪威、希腊和伊朗的一些公司。

　　为了保持竞争优势，该公司在研发和改进基础设施方面花了很大力气。

　　“与韩国和日本的公司相比，我们的价格仍然低廉，但我们还是要为今后考虑，不断采取措施提高我们的竞争力，”李成说。

　　作为世界第三大造船国，中国2010年造船能力有望达到2100万载重吨，造船产量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则将达到四分之一以上。

　　这是近日在上海举行的“2008上海国际造船工业装备和船舶设计技术展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传出的信息。

　　去年年底我国首套船舶自动化嵌入式系统问世；今年9月，我国首个国产化船舶电站成套设备诞生。我国造船产量在迈入世界第一方阵的同时，国内一场提高船舶设备国产化率的技术战役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日本

　　据相关媒体报道，日本造船业时隔30年再次迎来了建造高潮。由于中国等国经济的发展，来自海运公司的订单数量激增，预计去年和今年连续两年的新船建造量将创造历史最高记录。

　　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金壮龙9日对媒体宣布，《船舶生产企业生产条件基本要求及评价方法》（简称《船企评价标准》）已经正式颁布，并将于今年10月1日实施。这是我国第一部船舶生产企业的行业准入标准。

　　记者日前从国防科工委船舶行业管理办公室获悉：2006年我国船舶完工量达1452万载重吨，同比增长20%，占当年全球造船产量的近五分之一；新承接船舶订单达到4251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50%；手持船舶订单6872万载重吨，同比增长73%。完成工业总产值1722亿元、实现利润总额96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7%、102%。

2008年03月04日08:19

2月底，郑州市召开全市绿化工作会议：5年内，郑州市要率先建成林业生态市，而完成这个目标，需要资金46.7亿元。

　　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郑州市不断出台政策，鼓励民营资本参与到城市绿化中来，但目前为止，一直无人接招。

　　【预算】

　　绿化郑州还要投入46亿

　　郑州市林业局门前有一条南北方向的路，叫郑密路。 以前，这条路两旁并没有树，但最近这两天，住在附近的王女士发现，路两边，两排椿树已经悄然出现。“市里又开始大规模搞绿化了。”王女士和周围的邻居闲聊时谈道。

　　不仅是王女士，住在郑州的不少市民发现，过完年开了春，不少公园里都出现了新种植的树苗。

　　“大规模的绿化工作已经开始了。”郑州市园林局的一位负责人说。

　　2月底，郑州市召开的全市绿化工作会上透露，郑州市已戴上“国家园林城市”的帽子，还要披上“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彩衣，今年，郑州市将新增公园游园20个，新植乔木30万株。“5年内，要把郑州市率先建成林业生态市，让郑州的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城更美。”郑州市副市长王林贺说。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郑州需要投资46.7亿元，其中省财政投资1.7亿元，占总投资额的3.68%；市财政投资20.12亿元，占总投资额的43.48%。

　　“从目前来说，郑州市城市绿化所需要的资金，绝大部分还是由政府投入，在城市绿化过程中，我们欢迎各种社会资金、民营资本参与进来。”郑州市园林局上述负责人告诉记者。

　　【参与】